论公诉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问题是刑诉证据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至今仍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发诸多混淆的问题,公诉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刑诉结构架设的基准,也是公诉实务必不可少的指南参照,本文主要从界定证明责任入手,分析论证证明责任在哪些主体之间分配,分配的内容是什么,得出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公诉机关的结论,而后论述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情况,最后指明就证明责任对公务实务的指导意义。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举证责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新规定。举证责任事关刑事诉讼各方证据责任的分配及诉讼利益,对此应予充分重视并正确把握。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法谚曰:"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理论都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础理论。就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关于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存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王凤芝，刘任武，于绍光一、证明责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在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有着以下几种不同主张：（一）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由司法机关承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３２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     

试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确定

在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中,公诉举证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过程中,证明犯罪处于核心地位。审查判断证据是否达到了足以证明犯罪的程度和要求须借助于公诉证明标准,但目前我国现行的公诉证明标准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试对公诉证明标准的确定与完善作一探讨,以期对公诉实践有所裨益。     

证明层次理论下的公诉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应当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不同公诉案件根据性质的不同证明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提起公诉的基本证明标准是"高度可能性"。公诉案件中,有关非法取证的证明标准也应当视证明责任的差异予以区别对待。     

证明责任倒置理论批判

证明责任倒置是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理论发展史上的过渡性概念,是对证明责任分配结果的描述,并非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方法。如按规范说确定的分配方法,我国实定法上的特殊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并不属于倒置,此类规范的发展也并非是对司法实践解决案件证明困境的经验总结。证明责任倒置与特定案件证明困境的解决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作为解决现代型案件证明困境的方法论。证明责任倒置是具体举证责任机制贫困的产物,也必将随着具体举证责任机制与规则的发展而渐趋消亡。     

浅议刑事自诉案件举证责任

刑事自诉案件与刑事公诉案件的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同的，公诉案件是国家与个人的对抗，自诉案件是个人与个人的对抗，两者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同，需要合理分配自诉人与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使刑事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更加合理。     

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性重构——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的抉择

证明责任的分配,实质上就是法律对客观证明责任的预先配置。综合考量实体与程序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诚实信用、权利保护等宏观价值观以及中国实践的土壤,和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主体审判之法官的习惯操作流程之切合度,及法律职业群体的司法水平,德国学者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应是目前我国确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标准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考虑法官裁判的身份行为以及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时应禁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该原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命题:一是提出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权利根据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对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二是当事人各自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是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理论方法才能适用于案件,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是主要和首选的理论方法,但是不能排除其他理论的运用。关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例外亦即举证责任倒置,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特殊侵权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多数属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具体化,只有很少的内容属于一般原则的例外,构成举证责任倒置。     

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环境污染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有其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如何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是解决环境污染案件的要点与难点.论述受害人具有初步的证明责任,重点论证对此类案件应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阐明加害人对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以及受害人与加害人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论网络型诽谤罪之诉讼证明

对网络型诽谤罪的诉讼证明应当注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即由控方承担构成要件和可罚性条件的举证责任,辩方承担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举证责任。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在原则上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控方须排除证明被告言论与公共利益无涉或保护与损害间不成比例的合理怀疑,法庭亦须综合考察个案中权利保护的相对优先性作出裁判。该类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自诉人证明案件已达起诉标准和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度均有所降低。检察机关欲提起公诉的,需证明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否则无法启动公诉程序。     

公诉案件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公诉案件质量攸关司法公正。科学、完善的公诉案件质量保障体系应当包含四个方面：完善的公诉案件办案责任机制；合理的公诉案件侦诉协作机制；严密的公诉案件质量监控机制；公正的公诉案件质量考评机制。     

论证明责任裁判的表现形式

民事案件的裁判,法官首先应当以证据作为工具,确认案件事实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资料;而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则需运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裁判。这是法官做出判决时可供使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前者是法官在认知了案件事实后适用法律进行裁判;后者是法官无法认知事实时,运用法律技术作出裁判。证明责任裁判是司法的一种无奈选择,因此,法官作出证明责任裁判时应慎之又慎。为了改变现实中对于真伪不明、证明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认识上的众多误解,在判决的表述方面,应突出证明责任裁判的特性要求。     

公诉权的客观性与追诉性述评

客观性原则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要求检察机关全面地收集能够认识案件真相的所有证据，而不仅仅局限于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这种对客观性的界定显然与马列主义哲学的客观性不同。对案件事实客观性的追求，不仅仅是公诉权的要求，也是侦查权、审判权乃至辩护权的要求。过于强调和要求公诉人对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关注，显然是封建有罪推定思想的遗毒。对公诉权而言，追诉性才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代表国家进行追诉活动才是公诉权的正确定位。     

在“生活事实”与“法律要件”之间: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误识与回归

我国证明责任研究长期以来聚焦于证明责任在主体间的分配,而忽略了证明责任分配客体的具体指涉,因此常在现实案件中陷入误区。证明责任并非为解决证据短缺导致的生活事实"模糊不清",生活事实"模糊不清"亦不宜作证明责任裁判。本质上,证明责任针对的是抽象规范对应具体案件事实的法律适用困境。证明责任的对象应从生活事实重新回归定位为法律要件事实。相应地,证明责任的主观涵义应从对生活事实的举证证明,转向作为法律适用核心环节的案件事实与规范要件相连接的归属论证。     

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

本文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为着眼点,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特点和问题,指出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在检察官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下,法官所承担的证据上的责任具有补充性、核实性以及加强性的特点。同时,还注意到,法官完全被动,只判定而不主动调查的制度安排不符合追求实体真实这一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与精神。而过分地赋予法官查证责任则将损害审判的中立、独立,损害司法公正,也不符合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     

无罪判决≠公诉案件质量

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履行公诉权,不断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我们对广东省佛山市两级检察院被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其中,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在检法两家的办案中存在分歧,尤其是对无罪判决案件的证据认定需要加强沟通,统一认识。为更好地完成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无罪判决率只是考察公诉案件质量的重要参数,而非根本标准和唯一标准。     

浅议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刑事公诉案件的证明制度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则是证明制度的关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涉及到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问题,如何正确理解、运用相关条文,需要明悉制度设计的原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解读

证明责任分配本质上是法官适用法律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实体法的价值本质,悉心分析实体法规范的逻辑结构并仔细辨析法律事实在实体法中的效果,才能探究出每一具体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本文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通过对法律规范的深层分析,指明一个法律规范抑或几个法律规范之间所指向的内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为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范提供一种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