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框架下的动物福利与公共道德例外

2014年5月22日,欧盟海豹产品案发布上诉报告。该报告第一次在WTO框架下阐释了动物福利措施与公共道德例外的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欧盟保护与海豹福利相关的公共道德目标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欧盟措施的具体实施方式构成了武断的、不公正的歧视,从而最终否定了欧盟措施的正当性。WTO试图在一成员保护动物福利的权利与其他成员在GATT1994协议的自由贸易权利之间维持平衡。动物福利措施既有其合理的方面,同时又可能成为新型的贸易壁垒,动物福利与自由贸易之间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     

欧盟反倾销规则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研究

反倾销本是WTO允许合法实施的贸易保护手段之一。但是,由于WTO反倾销法律文本的不完善,致使反倾销法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为充分的莫过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原因在于对什么是非市场经济国家WTO协议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范围,而欧盟恰恰利用了这一漏洞,欧盟在对华贸易中面临巨大的进口影响和内部压力时,借助针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度下特殊的反倾销措施这一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对中国出口企业进行制裁。     

从国际法角度论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WTO成员以公共健康为口号发起的贸易限制措施与各国在WTO下的贸易自由化的义务存在着冲突。GATT/WTO的有关规则和实践显示出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态度从“忽视”到“有条件肯定”的演变过程。具体来说,GATT时期的规则和争端解决实践不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而WTO时期出现了有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实施的变化。在WTO现行体制下,各国在实施为公共健康目标的贸易措施时,应符合特定目标的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目标与手段的相称性等一般要求和相关的具体要求。     

WTO贸易报复机制的实施——以利益集团理论为视角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贸易报复机制是WTO最具特色、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该机制以法律手段保障裁决或建议的执行,其主要目的是"促使违反义务的成员方遵守WTO义务",国内利益集团有动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向政府或政府机构提出他们的利益要求从而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通过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从而达到实施报复措施的目的,进而促成败诉方尽快全面地履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纠正或取消其违规措施以符合WTO的规定。     

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

WTO成员可否为维护他方而非己方的公共秩序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或经济制裁措施,被称为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WTO的司法实践回避了该问题,学界的观点则是非黑即白,其实这一问题是有灰度的。在立法层面,GATS未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但在司法层面,GATS注释5和欧盟最具代表性的"Dassonville案"却间接证明了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而且GATT中"美墨金枪鱼案""美欧金枪鱼案""美国虾龟案"也间接证明了需要对此允以限制。为了避免措施实施方以维护公共秩序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武断地剥夺措施实施方的法定权力并不妥适,在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允以适当限制才是对此种灰度的适度安排。具化边界应引入宪法性机制,由被实施措施方作出多边性质的事前同意,以排除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不当性。"一带一路"建设从长远看需要形成区域公共秩序共识,此种学术立场有助于中国达成该目标。     

论欧盟原产地规则与反倾销法反规避条款的结合实施

在欧盟频繁运用反倾销反规避措施实施的贸易保护中 ,纷繁复杂的欧盟原产地规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 ,它是维护国际贸易正常秩序与遵守WTO诸原则 ,保证反规避措施合法性的平衡点 ;另一方面 ,在与反规避条款相结合 ,严格界定规避行为 ,以实施反规避措施的同时 ,又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 ,以较正常贸易条件下更为有力的手段 ,“迫使”外国高水平投资 ,达到产业导向和保护的双重目的。对于从观念到立法及实践都比较滞后的我国来说 ,具有借鉴意义。     

TBT协定下的贸易自由与国家安全关切——基于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措施的应用

在互联网贸易日益自由化和便利化之际,与信息技术产品相关的国家安全隐患愈发引起各国关注。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强制性的技术法规保障敏感行业的国家安全。在WTO框架下,TBT协定核心义务体现为:成员方技术法规的采用、制定和适用不应构成超过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所必要的贸易障碍;并且,除非国际标准对实现合法目标是无效或不适当,否则成员方应将其作为国内技术法规的基础。通过对涉及TBT协定义务争端解决的实证分析,中国信息技术产品与标准化战略并未违反TBT协定的实体性义务。然而,在修改或更新信息技术产品法规时,中国应力求实现程序正义。同时,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避免因国家安全关切产生信息技术行业的加拉帕戈斯化现象。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论——兼评WTO贸易导向的协调模式

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决定了两者协调的必要性。两者在终极目标和利益主体上存在着可协调性,协调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必须坚持共同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差别的义务与责任原则、适度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环境政策的整体经济性原则。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过度关注环境问题,以及协调机制的内在缺陷,阻碍了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无益于以贸易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革完善协调机制,实现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模式中"贸易导向"的自觉。     

论欧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欧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主要体现在《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及其实施指令当中。投资服务客户分类是前提,投资公司履行"了解客户"义务是基础,投资公司"最佳执行"要求是核心,也是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落脚点。欧盟成员国在国内转化实施指令,意味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欧盟层面趋于协调和一致。在新的形势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欧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专业客户分类面临新的调整,"最佳执行"要求有待进一步完善,投资服务客户保护水平整体上得以提升。     

从欧盟立法看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价值理念、调整对象和调整规则是否具有独特性是评价法律门类是否独立的标准。欧盟动物福利法把保护动物生命与福利作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这些动物的关系,还调整人对这些动物的单向保护行为。欧盟动物福利法的调整规则,无论是其类型还是调整方法,均体现了动物福利全面和全过程保护的要求。动物福利立法的这些特点,是卫生法、农业法、环境资源法、经济法、商法、社会保障法所不具有或者不全部具有的。因此,动物福利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最后,本文对动物福利法的公法性质进行了阐述。     

从欧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看欧盟对华反倾销

欧盟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我国也是欧盟提起反倾销指控的最主要目标。在近年来对华实施反倾销的众多案件中,"非市场经济"问题是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反倾销案中遭受不公正待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绝大多数的反倾销调查中,欧盟是以替代国价格来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使中国产品在调查中被认定有较高的倾销幅度,以至于在终裁时被征以高额反倾销税或者是价格承诺。可以说在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出口企业的最大难题之一。     

欧盟反规避立法中的规避行为认定

国际上对反倾销领域中的反规避问题认识不一.WTO成立后,欧盟反规避立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不但将反规避立法的适用扩大到第三国组装,同时其规定的组装零部件在总值中的比例要求明显低于邓克尔草案的要求.对反倾销税规避行为的认定是欧盟采取反规避措施的依据.欧盟的反规避立法及做法将对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开展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学会反利用欧盟对规避行为的认定规则,有利于巩固和开拓我国贸易和投资的海外市场.     

欧盟461/2004反倾销规则研究

2004年3月,欧盟颁布了461/2004反倾销规则,该规则是对欧盟现行反倾销基本条例的最新补充.该规则对欧盟原反倾销法律实体和程序方面进行的修改,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反倾销立法的潮流:反倾销作为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手段,其立法既应保证反倾销措施能有效地得以实施也应不断保持透明度.欧盟461/2004反倾销规则在这方面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WTO成员国借鉴.     

论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以美欧在WTO相关诉告为背景

为遏制我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欧盟相继在WTO起诉我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在澄清国内法律与WTO规则相符性的同时,我国已意识到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内生需要与此次美欧起诉具有相关性:我国并未出台专门的技术转让法,有关措施散见于诸多法律条文而妨碍了制度的整体效用。此外,我国未全面利用WTO例外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致使本国劣势企业负担过高义务。为创设公平的技术转让法治环境并避免发达国家滥用技术保护,我国需整合有关法律规范,修正过时规定,依据技术转让所涉的贸易和投资不同属性区别立法,并积极通过国际规则寻求优惠待遇。     

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累积适用的原因探析

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作为贸易救济的两种方式,一般认为两者在理论上存在着较为明确的区分,并且由于前者针对不公平贸易,后者针对公平贸易而不存在同时适用或者在效果上等同于同时适用的可能。但是,在实践中,欧盟、美国已经出现了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累积适用,这实际上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通过对WTO法律文本、欧盟、美国在实践中作法的分析,可知导致同时适用的原因是由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并非象学界探讨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在认定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的重合,而这样的重合是实践中必须引起重视的。     

维护自由贸易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内在冲突和司法考量之进路

世贸组织的根本宗旨是推动全球贸易的自由化,逐步减少和消除阻碍贸易发展的壁垒。保护附加于商品上的知识产权(特别是商标权、专利权)在一定条件下会阻碍自由贸易发展。针对如何看待和协调WTO一系列框架文本中消除贸易壁垒和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关系,从世贸组织的相关法律文本出发,通过我国法律和欧盟的典型判例来实证分析研究上述问题,并总结欧盟司法经验,揭示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下,运用比例关系测试法就具体个案衡平考量解决两者冲突的司法进路。     

GATT1994第20条的权利性质分析——对WTO上诉机构相关裁决的思考

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核心是,豁免成员方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以及保护可用竭资源等目的而采取违反WTO规则或其所作承诺的贸易限制措施,在WTO体制尚无具体环境规则的情形下,该条款是WTO成员方可资援引以实现环境保护目的的重要协定条款。但根据WTO上诉机构的裁决,在出口税方面,中国政府却无权引用"一般例外"条款,这在WTO成员中绝无仅有,其后果十分严重。在现代国际法中,GATT第20条保护的人权、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权均是主权国家应享有的固有权利,是国际法赋予国家的固有权利,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绝不可因WTO成员方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间接、单方或协议的方式而被放弃。WTO上诉机构认定,中国因《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未明确规定引入GATT1994或"一般例外"就丧失了援引"一般例外"条款的豁免权利,这样的结论与国际法的理论和最新实践可谓背道而驰。     

WTO《SPS协定》下风险评估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下的风险评估制度是该协定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目前,《SPS协定》对风险评估制度还存在风险评估义务不明确,风险评估的认定缺乏科学性,风险评估考虑因素的规定不严密等缺陷。本文指出作为WTO的一员,我国应积极推动WTO谈判进程,完善《SPS协定》下的风险评估制度,促进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论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的应对

SA8000标准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推行SA8000标准会自然联想到1996年WTO新加坡首届部长会议,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将"核心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施行新的贸易壁垒,并借此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的图谋.面对国际社会日益高涨地要求加强劳工权益保护的呼声,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行SA8000标准认证,同时要与WTO成员中发展中国家一起,继续反对美国、欧盟等国将"核心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的企图.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新要件:公共利益考量

鉴于当前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确保WTO自由贸易之精神,有必要将公共利益条款写进WTO《反倾销协定》。基于法理和竞争政策依据,反倾销时公共利益考量需要得到重视。加拿大和欧盟的相关立法为修改《反倾销协定》提供重要参考。《反倾销协定》应当明确将成员方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义务化,但公共利益考量程序可以由国内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