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虐童案定性的思考

本文案例启示:浙江温岭虐童案中幼儿教师虐童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或虐待罪。由于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相关的虐童犯罪行为,使得虐童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要解决这一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不是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而是应对虐待罪的立法予以完善,并将此类行为纳入虐待罪进行规制。     

关于虐童事件的几点思考

虐童行为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最终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罪名定罪处罚。但这些罪名并不具有保护儿童的针对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关于定罪量刑是否适当的争论,导致对儿童利益刑法保护的混乱。鉴于虐童行为的本质更倾向于虐待罪,立法可以通过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并适当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来实现对儿童更为有效的刑法保护。     

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由“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虐童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亟需探讨的问题。本人为,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虐童罪"。     

从虐童案看虐待罪的立法完善

各种虐童行为严重侵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我国刑事法律在虐童问题上的空白,使得一些涉及虐童事件的嫌疑人很难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以致于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文章拟通过对虐待罪的分析,提出完善我国虐待罪的立法建议,以有效打击虐待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和谐,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论虐待行为的刑法控制——以教师虐童案为视角

目前,虐待行为不断出现,特别是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虐待问题日益严峻,危害巨大。但是我国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界定过于狭窄,其他法律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来规制教师的虐待行为。因此,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虐童罪,并不断完善其他法律配套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     

《刑法》应增加虐待“特殊成员罪”

2012年,浙江温岭教师彦某虐童案引发了罪与非罪的探讨,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虐待儿童行为如何处罚的讨论。本文拟从《刑法》的角度分析探讨虐童行为的定性以及《刑法》规制。现行《刑法》对教师虐童行为处置的困境目前,我国法律对教师虐童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法典中,但相关规定并不完善。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规制探析

虐童行径的频发,折射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周,对虐待行为的责任追究不利。对立法和司法机关而言,应当通过完善法制及其运作过程加强对虐童行为的规制。结合我国法律保护现状,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当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填补法律的漏洞;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要尽量充分利用已有条件,通过类推适用、完善审理程序等措施实现儿童权益的最大化。     

我国刑法中应当设立“暴行罪”——以虐待儿童的刑法规制为中心

在我国许多虐待儿童的行为,由于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无法以故意伤害罪评价,由于加害被害双方不是家庭成员不能定为虐待罪,也无法以其他罪名有效规制,至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这样未充分体现对暴力行为的打击以及对人身的特别保护.为了惩罚和预防虐待儿童一类的暴行,为了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全面严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们应借鉴日本、英美刑法的立法理念及法律规定,将暴行罪引入我国刑法,将以殴打或其他暴行侵犯他人身体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评价视野,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包括儿童在内的公民的人身安全.     

防止虐待儿童法律救助制度之完善

近来,频发的虐童案件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现行的防止虐待儿童法律救助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虐童行为无法被及时制止,带来了一些严重后果.本文指出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结合我国现状,可以通过明确虐童行为的外延,完善现行举报制度,建立专门的虐待儿童处理和救助部门,完善防止虐待儿童法律救助制度,保障儿童的正当权益.     

儿童保护的刑法难题及解决路径——以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温岭虐童事件拨动了整个网络的神经,最终以警方撤销案件,仅对当事人治安处罚了结。本文分析了现有刑法规定难以处罚当事人的原因,探寻了现有刑法对于儿童保护的"盲区",并以刑法谦抑性为基本立场反对新增虐待儿童罪。同时,从"身份到契约转变"这一法治精神出发,提出应当扩大虐待罪适用范围的观点。     

关于刑法确立性虐待罪之研究

性虐待是指为获得性满足而实施的对他人或自已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的一种行为。性虐待犯罪是我国新出现的一类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对此犯罪尚无专门罪名对其规制。性虐待犯罪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虐待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有着相关的联系,但在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特征上也有诸多不同。笔者从我国法律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建议我国《刑法》设立性虐待罪。     

面对高发的虐童案 司法机关如何作为

最近几年,虐待儿童事件呈现频发之势,由于刑法的漏洞,司法机关也无法作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有效保护儿童的权利,有必要对司法救济新途径进行探讨。本文尝试从非家庭成员虐待与家庭成员虐待两方面阐述现行司法机关的"无能为力"并从扩大虐待罪的主体和增设虐待儿童罪两条途径进行探索。     

值得深思的刑法“宽”“严”倒错问题——以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为例

在刑罚轻缓化背景下研讨宽严相济政策,不应忽视现行刑法中“宽”“严”倒错现象的存在。就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是刑法对虐待罪、伤害罪的弱软失度,另一方面,是刑法对“以暴抗暴”型杀人行为的过份苛酷。因此,有必要从相关刑法规定上予以完善。     

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

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凸显出我国刑法立法存在入罪门槛偏低、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模糊以及法定刑畸重等诸多问题。从这些凸显出的问题以及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和非法集资活动参与人对犯罪的发生也存在较大过错看,我国严惩非法集资行为的刑事立法明显不合理:一方面它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另一方面它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来严惩非法集资行为,因此应通过合理限制这两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有效解决我国刑事立法在严惩非法集资行为过程中凸显出的非合理性问题。     

日本幼师虐童案,用法律的牙齿遏止罪行

上海携程公司亲子园虐童案尚未平息,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老师涉嫌针扎幼童、喂服孩子白色药片的行为再次引发关注.近年来,虐童案频发折射出学前教育的两个短板:一是幼师素质参差不齐,二是违法越界成本偏低.保护儿童是一个世界性议题,虐童行为并不因国别而异.日本幼师也存在虐待儿童的行为,其相关罪行一旦被发现,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裁判员受贿操纵体育竞赛的刑法规制——一个中德刑法的比较考察

裁判员受贿操纵体育竞赛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体育竞技赛事的正常运行,因而有必要在刑法上加以规制。然而,分析此类行为在现行刑法上可能涉及的罪名可知,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此并无适用空间,至于诈骗罪则仅当涉及体育赌博时方可有限地被适用,因此有必要增设新罪名。关于规制操纵体育竞赛的刑事立法模式,德国刑法于2017年所增订的体育赌博诈骗罪与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罪采取了“不法约定模式”,其将犯罪构成要件的核心置于通过贿赂所达成的事前不法约定,存在过度提前处罚的疑虑。我国关于增设操纵体育竞赛罪名的立法建议则多采取“操纵行为模式”,其系以操纵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核心,但因难以明确界定操纵行为的概念而导致构成要件范围过于宽泛。由于上述两者皆存在缺陷,本文在对操纵体育竞赛采取分类规制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了规制裁判员操纵体育竞赛的“枉法裁决模式”,建议在我国刑法上增订“裁判员枉法裁决罪”。     

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为例

近些年来,幼儿教师虐待儿童的现象频繁发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但是,我国刑法针对此类案件时应用捉襟见肘,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我国立法,以有效规制虐待儿童的行为。     

韩国严惩虐童犯罪的历程与挑战

<正>虽然韩国对虐童惩戒力度不断加大,但近年来的虐童事件却有增无减。2023年10月22日,韩国法务部表示,将从本月23日开始对《虐待儿童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修订案进行立法预告。通过本次修订,将进一步加大对虐童犯罪相关惩处力度,加害者未来将难以适用缓刑,这也是韩国法律体系中加强“保护儿童权”基调的又一重要措施。     

论嫖宿幼女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对嫖宿幼女行为的刑法规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确的过程。现行刑法将嫖宿幼女行为单独设罪,导致了犯罪归类错误、刑罚横向失衡、价值导向混乱以及司法操作困难等问题。嫖宿幼女罪存在的缺陷无法通过解释论加以合理解决,应在立法上取消本罪,对嫖宿幼女行为根据其行为内容分别以强奸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