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发的虐童案 司法机关如何作为

最近几年,虐待儿童事件呈现频发之势,由于刑法的漏洞,司法机关也无法作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有效保护儿童的权利,有必要对司法救济新途径进行探讨。本文尝试从非家庭成员虐待与家庭成员虐待两方面阐述现行司法机关的"无能为力"并从扩大虐待罪的主体和增设虐待儿童罪两条途径进行探索。     

我国儿童虐待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

儿童虐待是一种严重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违法行为。我国规制儿童虐待的法律主要有专门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与非专门性的《宪法》、《刑法》、《婚姻法》等法律。儿童虐待防治法律制度存在立法形式分散,缺乏系统性;儿童虐待报告制度残缺不全;调查与处理制度暂付阙如及受虐儿童保护制度设计不合理等缺陷。借鉴域外经验,我们应将儿童虐待定义明确化、制定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设立儿童代理人制度、改革儿童收养与寄养法律制度并设立儿童虐待调查与处理制度。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虐童”事件频发.强化对“虐童”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从必要性上看,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突出困境.一方面,非刑事性儿童立法呈现出“静态化”的缺弱;另一方面,刑事立法保护儿童功能缺失.着眼于我国当前国情,全面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制度经验,构建防治儿童虐待综合管理体系尚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恰当运用刑法的威慑力,既可以更好地“对接”我国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又足以“补强”我国社会转型期儿童保护立法整体上的缺弱.从可行性上看,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通过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之立法先例,另一方面,国内积极有利的因素包括:关注未成年保护的良好法制氛围;我国现行刑法中针对“虐童”行为潜力较大的储备资源.在当前,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客观上存在两种思路:设立“虐待儿童罪”或修正虐待罪.两种思路各有千秋,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有效地纳入到刑法的调整中来.     

我国刑法中应当设立“暴行罪”——以虐待儿童的刑法规制为中心

在我国许多虐待儿童的行为,由于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无法以故意伤害罪评价,由于加害被害双方不是家庭成员不能定为虐待罪,也无法以其他罪名有效规制,至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这样未充分体现对暴力行为的打击以及对人身的特别保护.为了惩罚和预防虐待儿童一类的暴行,为了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全面严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们应借鉴日本、英美刑法的立法理念及法律规定,将暴行罪引入我国刑法,将以殴打或其他暴行侵犯他人身体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评价视野,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包括儿童在内的公民的人身安全.     

儿童虐待的法律规制——以日本法为视角的分析

为了有效防止儿童虐待,日本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儿童虐待法律保护体系.反观中国,由于规制儿童虐待的法律之不足,儿童虐待故未得到有效抗制；对于非家庭成员实施的儿童虐待行为,刑法中也无合适的罪名加以处罚.因此,完善儿童虐待的法律保护体系势在必行.     

论虐待儿童入刑的法律问题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他们身心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命脉。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孩子就是这人体的血液,血流不畅的话,整个人就会出现问题。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血液和命脉问题,却经常遭受到社会、学校、家庭的忽视。本文从目前我国虐待儿童问题的现状及根源,虐待儿童写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及意义进行探讨,系统阐述虐待儿童入刑的法律问题。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论虐待行为的刑法控制——以教师虐童案为视角

目前,虐待行为不断出现,特别是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虐待问题日益严峻,危害巨大。但是我国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界定过于狭窄,其他法律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来规制教师的虐待行为。因此,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虐童罪,并不断完善其他法律配套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     

浙江温岭虐童案定性的思考

本文案例启示:浙江温岭虐童案中幼儿教师虐童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或虐待罪。由于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相关的虐童犯罪行为,使得虐童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要解决这一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不是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而是应对虐待罪的立法予以完善,并将此类行为纳入虐待罪进行规制。     

儿童保护的刑法难题及解决路径——以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温岭虐童事件拨动了整个网络的神经,最终以警方撤销案件,仅对当事人治安处罚了结。本文分析了现有刑法规定难以处罚当事人的原因,探寻了现有刑法对于儿童保护的"盲区",并以刑法谦抑性为基本立场反对新增虐待儿童罪。同时,从"身份到契约转变"这一法治精神出发,提出应当扩大虐待罪适用范围的观点。     

《刑法》应增加虐待“特殊成员罪”

2012年,浙江温岭教师彦某虐童案引发了罪与非罪的探讨,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虐待儿童行为如何处罚的讨论。本文拟从《刑法》的角度分析探讨虐童行为的定性以及《刑法》规制。现行《刑法》对教师虐童行为处置的困境目前,我国法律对教师虐童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法典中,但相关规定并不完善。     

从虐童案看虐待罪的立法完善

各种虐童行为严重侵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我国刑事法律在虐童问题上的空白,使得一些涉及虐童事件的嫌疑人很难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以致于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文章拟通过对虐待罪的分析,提出完善我国虐待罪的立法建议,以有效打击虐待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和谐,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监管人员职务犯罪立法上的疏漏及完善

高法《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高检《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均将刑法第248规定的名称确定为虐待被监管人罪。“六部委”《关于刑诉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2条同时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把虐待被监管人罪同《刑法》第260     

对儿童虐待问题的认知研究

虐待儿童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儿童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在加强法律的监管同时有必要提高社会各界人群对儿童虐待的认知度。对儿童虐待的认识度和关注度越高,社会就越可能为预防儿童虐待,进而为保护儿童合法权益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     

如何完善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司法干预机制——以英国1989年儿童法为例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同时也是柔弱而需要保护的。因此我国《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不得虐待儿童,《刑法》也设定了虐待罪。但是,这对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是远远不够的。认识国外干预虐待儿童行为的方式,有助于思考我国如何针对儿童虐待行为建立和完善儿童权利干预和救济机制。     

如何完善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司法干预机制——以英国1989年儿童法为例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同时也是柔弱而需要保护的。因此我国《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不得虐待儿童，《刑法》也设定了虐待罪。但是，这对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是远远不够的。认识国外干预虐待儿童行为的方式，有助于思考我国如何针对儿童虐待行为建立和完善儿童权利干预和救济机制。     

论我国刑法对虐待行为的规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虐待行为不断出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虐待罪更多地被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所遮盖,虐待罪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其在立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从虐待的特征入手,进一步分析我国对虐待行为的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对虐待罪若干思考

从字面我们就能读出虐待和伤害这两个词的不同含义,诚然在刑法法条中这看似有较大差异的两个罪名却在一些案例中出现了界限模糊。虐待罪中的加重情节——致人重伤或死亡,和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到底如何区分?同样造成重伤和死亡后果,为何在披上"亲情"外衣之后就能在量刑上"网开一面"?虐待罪的设置是否合理?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思考,探究虐待罪的立法目的并比较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不同,最后提出完善虐待罪的相关建议。     

防止虐待儿童法律救助制度之完善

近来,频发的虐童案件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现行的防止虐待儿童法律救助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虐童行为无法被及时制止,带来了一些严重后果.本文指出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结合我国现状,可以通过明确虐童行为的外延,完善现行举报制度,建立专门的虐待儿童处理和救助部门,完善防止虐待儿童法律救助制度,保障儿童的正当权益.     

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由“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虐童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亟需探讨的问题。本人为,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虐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