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

当前乡村司法呈现出双二元结构形态：基层法官的司法有着法治化和治理化两种形态，乡村干部的司法则是治理化形态。综合考量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双二元结构形态可以呼应乡村社会的司法需求，回应乡村纠纷的延伸性和非适法性，适应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乡村司法都应当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论乡村振兴的人权治理

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二元主体中,国家治理体现为人权思维的落实,农民治理主体则表现为人权追求的实现。以人权为元价值机理整合,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构建起了彼此承认的主体间性。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交往系统,既是交往制度得以顺利开展的理论根基,也是交往机理的外在制度建构。借由交往机理与交往制度的有效运转,在交往商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交往理性得以获得各方认同,并借助法律建制化的方式搭建起稳定的人权规范体系,进而为人权治理的开展提供稳定的规范保障。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合作面向是国家与农民两大治理主体最终形成的合作关系,并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确保多元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利与幸福生活权等得到切实保障。     

用法治行善治 夯实乡村治理法治根基

乡村治、百姓安。2019年,山东省平原县以王凤楼镇、桃园街道为试点实施乡村综合治理,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司法所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凤楼司法所、桃园司法所在平原县司法局指导下,积极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用法治行善治,为平原县以法治助推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

作为当前学界主流的乡村司法理论,基于对乡村社会结构内向、封闭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然而,新农民阶层的出现及其推动的乡村社会变迁,导致乡村司法理论产生一些悖论性事实。这种变迁和悖论能够从"地位获得理论"与乡村司法运作存在的关联中加以解释。据此,现有的乡村司法理论应当有所修正,使得带有"治理"味道的地方化特征不再那么显著,转而复归到追求普适化的乡村法治化轨道。     

基于多元治理主体的乡村韧性比较研究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元年。当前,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构建更具韧性的乡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但我国乡村韧性整体水平与各地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目前都尚不明晰。据此,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乡村村民及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与相关资料分析,对乡村韧性整体水平及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做出研判。研究发现:乡村整体韧性水平较以往有较大提升,但各类型村庄内不同治理主体的韧性和其整体韧性均呈现明显差异,乡村的整体韧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当下乡村各主体韧性发挥情况与乡村治理格局基本符合,多元治理视角下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村内成员团结度、村落在地化程度、村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导能力等。     

回应现实——对乡村法庭司法能力问题再探讨

本文就乡村法庭司法能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简要分析了乡村法庭司法能力的培养路径和阐述了乡村司法的运作状况。     

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引领、行动策略与保障要素——基于53份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自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以来，中央与各省份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直接影响着数字乡村建设。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53份中央与省级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文件的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重点从目标引领、行动策略与保障要素三方面着手。首先，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要确立总体目标，还要细化分解成具体目标，以有效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方向；其次，在行动策略部分，可以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四个方面推进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再次，必须从组织、政策、示范建设、安全、人员、宣传保障六个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实施提供保障与支撑。     

从善秩到善治:乡村治理有效的法治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治理有效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秩序基础之上.建构基于法治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从善秩到善治的关键,其取决于村内部治理秩序和村外部治理秩序的良性运转、协调与平衡.逻辑框架在于:村内部层面,村民依法自治、依法用权维权;村外部层面,政府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协调与平衡层面,良法善治、缘法而治...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乡村的协作型治理机制——基于鄂西城郊L村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存在权威资源衰落和乡村治权弱化的现象,乡村治理趋向协作型治理。协作是多个治理主体通过正式、非正式方式共同创建规则和结构进行交互的过程,协作型治理依靠组织性运作机制和程序性运作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城郊L村协作型治理的基础和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向城市的过渡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和样版,反思新时期的乡村关系转变,实现有效治理。     

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

在中国推行法治化进程道路上,乡村社会的司法状况因其自身的多方面原因,显现出与城市社会不同的影像.司法在化解乡村社会的矛盾时常显的较为软弱,司法运作的结果较难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同.本文通过对司法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现状,分析当前乡村社会的司法国情,并对如何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化建设提出应对措施.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地方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实践探析

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是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检察机关通过推动构建"四快"工作机制、明确司法救助标准,破解司法救助实践难题;构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融合机制,形成救助合力;规范救助资金监管、加强跟踪回访,强化司法救助效果,为优化提升检察司法救助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管辖权竞争与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

通过对乡村司法现状的田野考察发现,乡村社会依然存在着司法形态多元化特点。然而,多元化并不必然带来乡村司法的有序化。究其原因,不同的司法形态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着隐性的竞争关系。因为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乡村司法资源供给错综复杂,乡村司法结构混乱,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和乡村秩序的重建。研究表明: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不仅仅只是国家权力和符号权力的建构,更应该是一种具体实践意义上的合法性建构。这种合法性建构要求以多元司法知识为基础,以行动者需求为导向,通过非正式司法的伦理重建和正式司法的权限界定来实现乡村司法资源供给的合理配置,并使民众能够更好地"接近司法"。     

基层政府分层治理模式考察——基于农业产业培育行动逻辑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政府围绕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形成“差序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即基层政府依据村庄间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的秩序,并据此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扶持政策。从提升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讲,差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模式也易造成产业扶持和培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导致不同权利目标间的失衡和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基于法治视角的分层治理模式,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     

法苑传真

省公安厅:助力乡村振兴稳定社会治安环境为持续夯实乡村社会治理根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决策部署,不久前,安徽省公安厅制定出台《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安全稳定社会治安环境的工作意见》,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切实发挥职能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在我国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案件纠纷在主、客体上存在的特殊性既是基层法院必须面对的微观环境,也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在明晰转型期乡村司法职能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有必要以加强诉调联动、司法释明和审判公开为主要的司法策略,探索参与当前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

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司法策略的产生背景源自于乡村传统治理术的衰退与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为了适应社会转轨的实际需要,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司法策略的目标定位是强调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兼容;选择的方法是"大调解"与"能动司法",而村民应对的策略是司法"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并举。这些司法策略整合了纠纷解决的各种智慧,包含了尽可能多的治世方略,形成了"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处理矛盾的"规制矩阵",是我国司法机关审视自身条件与能力、适应转型环境、满足政治任务的"条件反射"。它反映出当下司法是一种补充社会资源、承担公共责任、加强联动治理、确保社会稳定的"安抚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