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兴衰启示录

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丰南志》第5册)。徽商在我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400余年,其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市场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     

徽商崛起的精神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其中，徽商是由徽州六县（朗县、休宁、祁门、郸县、绩溪、爱源）之人组成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乡外经营商帮。它崛起于南来．鼎感于明清，衰退于清末．绵绵七、八百年，鼎盛期达三、四百年，一代徽商曾执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商足迹遍天下．以至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古谚；影响至深至大，以至形成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无微不镇”的历史赞誉，造就了中国一代经济史和商业史的辉煌。然而，恰是作为徽商故乡的徽州本土，则是一处交通极为不便，自然环境和条件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偏于皖南…     

餐桌上的变化

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写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管仲亦曾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观念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发生在餐桌上的变化是人们最难以忘怀的：     

《乔家大院》中的新旧文化观念杂谈

正说国是小家组成的,家是国的缩影,一点不错。一个家中每一个人的角色地位,也是他作为社会人物组成的类型代表。没有一个家族史可以脱离了社会大背景分析,因为家族史都是历史洪流的水滴。相比其他家族剧历史剧,《乔家大院》《白银谷》《走西口》说的是晋商团体;《大宅门》描写的是北京同仁堂白家的恩怨情仇,代表着京派商文化;《大清徽商》《新安家族》是在讲徽商旧事;《大道鲁商》讲述的是山东商人;《向东是大海》《红顶商人胡雪岩》说的则是浙商。拟拍待机的《蠡园惊梦》《莞     

中国为何又称“华夏”

华夏二字，最早见于《周书·武成》：“华夏蛮貂，罔不率俾”，孔颖达疏曰：“华夏为中国也。”《说文解字》解释为：“华，意为荣（华部）；夏，意为中国之人（部），古时华夏族居于中央之地，故习称中国。《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尚书》：“华夏蛮貊”注则日：“冕眼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夏还含有雅、正、大等意思。东方齐鲁等国，本从西方迁来，所以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合称诸夏。周朝崇尚赤色，大祭祀时常牛（赤色牛），华含有赤的意思。凡…     

治官者鉴

曾经我以韩非子的法治为骄傲．以为中国自古就有法治理念。 比如，他曾在《韩非子·有度第六》中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又如，他在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由治而乱，由强而弱，由兴而亡之后，他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教育部长解不了“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刚刚离去，“钱学森之问”就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11月11日《新安晚报》）。     

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一 《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惊人之问：“问何以为‘官’？”（我本想写“惊天之问”，后来想想，“天”居高，司空见惯，或不屑听此一问；人处卑，利害相关，闻之方惊。）书中答辞也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几千年来，中国为“官”者的自我感觉或老百姓对“官”的观感，大抵如此。     

别无它法

卖官鬻爵，历史悠久，渊远流长。春秋时的吕不韦，就用计买了个皇帝，和皇帝儿子，自己则官至相国，号称仲父，权倾天下。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评道：“大贾买得皇帝，又买得个皇帝儿子，大奇！大奇”。这要算卖官中的最高档次了。后代卖官的“质量”虽不如吕不韦，数量却大大超过了他。延演至封建王朝末世的清朝，卖官鬻爵已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均有详尽而形象的描绘。建国后，曾有一段河清海晏的好时光，不意近数年来，封建亡灵又复活了，卖官鬻爵由青萍之末而发展成五六级风，由暗里干到明里干，…     

话说英雄

话说英雄张兢何谓英雄？《人物志》上有云：“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文中子》上宣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辞源》中的解释则为：“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物。”关于英雄的解释如此多样，但英雄奉献人民、造福社会、推动历史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     

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位"与"为"

为先进生产力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 ;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新时期统一战线只有以“三个代表”为旗帜 ,把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在这面旗帜下 ,才能有“位”有“为”。     

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樂"

中国的仪式之樂,不仅在形态表征上具有综合及动态的特征,亦在人文蕴含中富有多重维度。因此,基于独立艺术门类标准的、以曲目音调文本为主体的音乐分析手段则不足以面对之。面对思想层面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互动关系构成的仪式音乐生态,应以仪式音乐自身来做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仪式之樂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在方式,它亦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方式。此樂,正是我们以本土话语折返音乐学本位的切入点。     

领导干部守"节"重在"严"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群众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因而常常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能否守好革命气节,不仅影响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而且影响到单位的全面建设.领导干部要经受住"酒绿灯红"的考验,守好"节",必须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着重在"严"字上下功夫.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跨世纪的一代"与美国"愤怒的一代"之比较

中国"八十年代生人"的"跨世纪的一代",与美国半个世纪前"愤怒的一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有人说中国"跨世纪的一代"是半个世纪前美国"愤怒的一代"的克隆版.到底如何?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作以简单的比较和理论分析.     

试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制造”几何级速度的蔓延，“中国制造”面临着多重困境。中国企业要摆脱困局，就必须走向“中国创造”。笔者在文中阐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指出了转变中应注意的问题和转变的措施。     

公共场所安检工作“效率”与“效果”间的权衡

由于公共场所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公共场所安全检查工作对“效率”与“效果”都有较高的要求。要兼顾公共场所安检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必须处理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依法管理和用心服务的关系、公共安全和生活便捷的关系。为了解决公共场所安检工作现存在的工作处理不够协调、检查标准设定不够明确、安检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与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必须在“工作效率”与“工作效果”标准都不降低的前提下,权衡兼顾两者。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两个和解"的系统阐发

"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过程,论证了通过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和解"的真正实现.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