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精神的现状、培育困境及对策建议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公共生活之中、以公共性为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诉求,其"公共性"的核心在于关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价值,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精神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层面来看,我国社会公共精神仍然比较缺乏;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来看,我国公共精神的培育面临系列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亟需公共精神的关照,加强公共精神教育、扩大公共参与、拓展公共领域和完善法治体系是当前我们培育公共精神的现实途径和可行举措。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个人与社会是公共性现实存在的基本形式,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自然的真正公共性,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公共性,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真正公共性,构成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核心内涵。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是其主要理论特征。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它启示我们: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前提;以彰显公共价值为最终取向;以确保公共安全为根本保障。     

公共权力运用的利益诉求分析

公共权力的运用诉求的是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既存在统一,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这是其与私人利益的根本区别。任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行为都是对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否定。只有充分尊重和体现公共行政中的各方的利益要求,并以科学的制度构建促使各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这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     

伦理“普遍物”与政府公共性

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物”。作为政府而言，它也是一种“普遍物”，而且政府“普遍物”的现实表现就是其公共性。公共性是政府所固有的首要特性和核心价值。由这一特征和价值出发，可以更明确地说：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其基本内涵是凭借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政府的公共性，不仅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而且是政府的道德责任。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实现政府的公共性关键在于维护公共权力的伦理合理性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公共管理学重述: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思路与基本主张

在需求溢出理论看来,公共事务源于个人的需求溢出,即个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家庭的满足能力的状态。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使命,而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的唯一途径就依靠公共生活中别人的利他行为,因此公共性就是利他性。需求溢出问题的解决顺序应根据需求正义来确定,需求正义应依据传宗人理性来衡量。公共利益是需求冲突中具有压倒性正义优势的一方的需求溢出;御器之术和统术之道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核心竞争力在于培养人的利他之心、利他之识、利他之能。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寻租的影响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应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本质属性。但寻租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利益集团和一些自利的公职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谋求其特殊利益 ,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文主要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制度非均衡状态下寻租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共生关系 ,指出“租”本质上内含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 ,寻租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又将导致新的制度非均衡。     

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现代性社会中,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已经让人们深刻地体验到了"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来临,从文化价值观念的视域化解生态问题成为当代实践哲学的合理性主题,而生态治理的文化逻辑则彰显了具有时代高度的社会公共性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的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逻辑所映照的是一个多元差异共生之文化优位的证成与自觉培育,鲜明地凸显了人成为人的意义上的优雅、安全、健康之心灵生态的创制轨迹。     

公共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与建构逻辑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基",文化秩序是研判治理能力的价值基础,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共性配置通向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文化治理的价值诉求体现在"公共性"建制的复权与创生逻辑,通过公共性再造,透视公共价值观趋于消解的多元文化面向。文化机制的理性共识促成了"批判"与"整合"文化取向的目标达成。政府作为"文化强国"的主导者与公众作为"文化权利"的拥有者共同整合文化公共性的建构方向。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过程中文化资本要素的价值排序是价值建构的基础,文化治理渠道彰显了文化"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价值耦合,基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一载体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治理的相向共生。     

论公共企业伦理责任

公共企业是具有公共性的经济实体，具有公共性与盈利性双重特点，既不同于政府等公共组织，又不同于私营企业。但是，公共性是公共企业的本质属性，公共企业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根本行动目标。公共企业必须应当承担服务公众，依法管理，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伦理责任。这些责任的实现必须借助于良好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公共企业的公共性才可以得到实现。     

行政公共性的生成渊流与历史反思

公共行政的自觉建构需要在公共性的研究和探讨中去获得行动方案,而行政的公共性既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需要规范性阐释也需要描述性考察。然而,学界关于行政公共性的生成历史尤其是演进逻辑的研究尚显不足,这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理解。通过历时性回溯分析,可以看到行政公共性经历了"共同性"形态的萌芽阶段、"形式公共性"的生成阶段和"实质公共性"的萌动阶段。未来行政模式的转换必然意味着形式公共性的式微与实质公共性的彰显,而行政公共性的形式与实质的契合正是以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以民主法治发展为政治平台、以公共利益实现为逻辑主线、以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为内在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然而,在阶层分化加剧和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公共理性匮乏、公共空间萎缩和公共权威弱化.破解之道在于发展乡村经济与营造乡村公共空间,推动乡村"三治融合"的资源嵌入,开展乡村社会主...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理论的载体依托于公共利益,通过休闲吧、图书馆、学术沙龙等为载体形式将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建构一种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空间及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维护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牵涉到公民社会建构的重大工程,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批判的精神特质,为公民社会所需公民精神之涵养以及民主意识之化育提供渠道。基于此,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必将有长远的意义。     

民生时代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公共政策作为对全社会价值资源最有权威的分配工具,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治过程所作出的选择和分配办法的制定来解决公共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入民生发展新时代以后,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就历史地逻辑地统一在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就是要保证不断改善民生、不断提高民生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成了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     

私权扩张的限制与公共利益的重构——兼评药品知识产权困境及其出路

专利法是私法,它通过法律上的手段确认发明人的技术成果并且保护专利权人的专有权不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这充分体现了专利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理论思想在注重并强调个体的自由、平等与独立的同时,又必然彰显出一种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福利正是专利法的社会目标,它内含的公共性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关怀。药品专利正是基于对私权扩张的矫正与限制的基础上体现出对公共利益的深切关怀,其立足点在于社会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走向文化公共治理

迄今所呈现和暴露的文化缺失,正是导致政治与行政、事实和价值分离、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抽象对立"的根本原因。文化天然独具的公共性、实践性、治理性表明,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公共治理体系,应当走向文化公共治理。走向文化公共治理,是提升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进而可望为解决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找到可能的进路与出路。公共行政只有添上文化的"油",才有望重获力量;插上文化的翅膀,方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解决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问题。     

重建公共性的核心议题——转型期个人主义与公共性建设的关系探讨

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公共性不足问题,症结既不在于个人主义的泛滥,也不简单地在于传统道德的衰落,而在于"差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兴及其所引起的"自我主义"的过分膨胀。因此,重建公共性的核心议题是把个人带回社会即重建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建设为公共性提供价值基础,以公共性建设来引导个人主义远离自我主义。     

商业社会视阈中的公仆意识再造——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性的复归与再生产

良序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实现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有效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商业社会里,重塑日益式微的公共性、公共精神就是一个急迫而又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对公职人员、领导干部来说,就是培养和激发他们的公仆意识。重塑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必须坚持以下的"建设路线",即坚持把现代公民理念作为公仆意识再造的身份前提,把公共精神培养视为公仆意识的价值内涵,把责任感激发视为公仆意识的特质,把服务视为公仆意识再生产的关键,把为人民服务纳入到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生活行动之中。     

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与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管理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新公共服务更加强调公民权与公民精神的培养,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完成公共利益的过程,可以培育更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精神。多渠道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及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互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完成民主价值的实现。在对比传统公共行政行政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人、新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权与服务精神之后,重视公共服务意识、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本身的民主价值是对我国公共管理有益的启示。     

先秦儒家“崇公”观念公共性的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代表即先秦儒家所力倡的"崇公"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维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从现代公共性的视角来看,其存在"公而不公"的内在缺陷,其长期流变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现代公共性视角对先秦儒家的"崇公"观念进行扬弃,首先要在理念层面进行"私的官"与"公的民"的双重价值调适,其次要在实践层面培育独立、成熟与理性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