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目的

一般认为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可是，如果为了惩罚犯罪，我们根本不需要刑法，而且没有刑法，惩罚犯罪会更有效。犯罪需要用刑罚惩罚，惩罚犯罪是刑罚的当然目的。惩罚犯罪虽然需要依据以刑法为核心的刑事法律，但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却截然不同，作为法的一部分，刑法的目的应当是遏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我国的刑事立法及理论均认为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实际上混淆了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     

论刑法的从轻适用与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典一直保持着重刑结构,只重视控制犯罪的单一功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当今世界刑法趋向轻缓化,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不断得到加强,我国刑法应当相应地做出转变,从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本文从刑事政策、犯罪、刑罚三个角度来论述刑法的从轻适用途径。     

关于犯罪主体的几点思考

犯罪主体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是惩罚的对象，无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还是刑罚的执行．无不围绕犯罪主体进行。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犯罪主体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赌博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模式分析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立法政策确定刑罚干预范围大小、划定犯罪圈过程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两者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刑事政策方向:犯罪化代表扩张刑法干预范围的扩张主义刑事政策方向,非犯罪化代表收缩刑法干预范围的缩减主义刑事政策方向。     

预防性犯罪化立法:路径、功能、弊端与完善

预防性犯罪化立法作为我国近年来刑法立法的重要实践,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预防性犯罪化立法主要有预备行为犯罪化、持有行为犯罪化、煽动行为犯罪化、抽象危险犯这四种实践方式,具有抵御日益积聚的刑事风险、实现刑罚双面预防目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刑法功能。然而,预防性犯罪化立法又存在着引发刑法工具主义滥觞、冲击谦抑主义刑法精神的弊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预防性犯罪化立法还将呈现扩张趋势,探索预防性犯罪化立法的科学有效路径势在必行。就未来的预防性犯罪化立法而言,必须以宪法为引领,以刑法的基本原则为遵循,并采取多轨制的刑法立法模式。     

如何在刑事政策中破除“刑法万能主义”——以“小悦悦”事件引起的道德问题刑法化争论为视角

刑事政策由党和国家制定,作为刑事法的灵魂,对我国刑法的制定与运用乃至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全部实践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必须受到刑事法的约束,因此在制定刑事政策中必须坚持必须刑罚谦抑原则来破除刑法万能主义。     

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思考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惩罚犯罪就是惩罚犯罪行为,所以提出在量刑中主要考虑的是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注重对犯罪分子个体的研究,从犯罪个体中去研究惩罚的力度,在量刑的时候着重考察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两者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的刑法理论界就是主要采取了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认为惩罚力度大小应该与罪行的大小相适应,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刑罚的轻重.那么对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在量刑时的作用究竟应该有多大呢?试从实践入手,针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阐述一下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从而完善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     

试论刑罚适用与形势(下)

(三) 刑罚适用考虑形势需要是我国刑法的自身要求。我国刑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制定的。因此,刑法的总则和分则都充分体现着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精神。这是因为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与社会治安形势这两种社会现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适用刑罚惩罚犯罪对社会治安形势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因为犯罪的起伏升降,社会稳定和群众     

刑法文化对犯罪预防控制的影响——从四种刑法文化类型进行的分析

刑法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刑法领域的显现,是刑法规范、相关法律设施等外化法律实体的内在精神部分,具体地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犯罪观和刑罚观上.刑法文化反映和指导着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决定着犯罪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犯罪预防控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模式以及犯罪预防控制体系的构建.不同类型的刑法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犯罪预防控制模式,不同类型的刑法文化中犯罪预防控制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所采用的方式、体系也是不同的.通过对重刑主义、工具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刑主义四类刑法文化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刑法文化理念对犯罪预防控制产生的具体影响.     

量刑中的计量化与政策导向评析——以交通犯罪中最高院《量刑意见》的适用为例

因各种交通犯罪所带来的犯罪恐慌与风险的不可预期性,重刑化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已有所体现。尤其是我国交通犯罪的刑罚体系不仅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而且在量刑上似显宽严失衡。从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轻刑化的量刑体系仍是我国交通犯罪刑罚改革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刑罚结构与量刑的权重因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恪守刑法谦抑原则方能有效地在犯罪治理与刑罚公平间保持平衡。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宽严相济政策指导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价值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相融性。司法实践中,应将其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纳入现行法律的框架轨道、融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进行探索和试行。刑事和解制度最终应转化为国内立法,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加以规范。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激情犯的基础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虽然尚未进入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激情犯早已不是陌生的话语.以激情犯为由要求对具体案件中的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但是激情犯所实施的都是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权或健康权的犯罪,欲将之用作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节,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立法对之进行严格的限定,否则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首先参考国外刑事立法,介绍了激情犯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及处罚原则.此后,从情节适用的确定性与刑罚裁量的统一性两方面论述了对激情犯进行立法必要性,并立足于理论现行立法剖析了立法的可行性.最后,就激情犯的立法模式、认定标准、激情诱因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刑事立法模式的宪法考察

现行刑事立法采取了将所有犯罪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的模式，没有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导致刑法典中出现大量的绝对空白刑法规范与相对空白刑法规范，并且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宪法原则；绝对空白刑法规范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相对空白刑法规范不符合明确性原则；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不符合比例原则。只有改变现行刑事立法模式，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在刑法典中仅规定自然犯，才能使刑事立法模式与宪法相协调。     

检视与重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下刑事法界域一个颇为热门的话语,并带动了新一轮刑事政策研究浪潮。这固然是一个可喜现象,但在繁华表象下保持一定的慎思却是必要的。基本刑事政策乃刑事法治的灵魂与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了刑事法律活动的基本框架,并将直接影响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升基本刑事政策研究的理论品格,并为其实践展开作好理论准备。     

毒品犯罪若干刑罚问题新议——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依据,对毒品犯罪的若干刑罚现象作了分析并认为,没收毒资、制毒工具等是大陆刑法对物的保安处分;对不满16周岁和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政府收容教养或强制治疗是对人的保安处分措施;《刑法》第356条是毒品犯罪的常习犯规定,当该规定与《刑法》第65条发生实体竞合时,可以合并适用两个条款;以“顶风作案”等藉口处罚行为人,在大陆刑法理论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不应予以提倡;毒品数量应当是毒品的纯量。     

社会演进与刑法修改——以德国为视角的研究

刑法的制定源于社会的需要,刑法的修改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推动的结果。因此,适时修改刑法,根据客观需要合理界定罪与刑的范围,乃是各国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德国为视角,在概述德国刑法修改概况的基础上,从刑法修改始终依从社会的客观需要、始终与刑事政策的变化相呼应、始终伴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三个方面对社会演进与刑法修改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我国应当借鉴德国刑法修改中体现时代性、注重实用性、反映国际性和追求超前性的经验,为不断完善我国刑事立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