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冲突中调停者的偏向与调停效果

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试析日本安倍政府在美伊间的调停外交

自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导致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对此,日本安倍政府基于保障日本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提高日本国际声誉与推动国内修宪进程等多重战略考量,决定在美伊间开展调停外交。美伊两国对调停者的需求、伊朗对日本的信任以及欧洲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削弱,也为安倍政府实施调停外交提供了可行条件。安倍政府调停外交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日伊首脑互访、日伊高层会谈、日美密切沟通以及游说中东国家等,但其成效受到日本自身局限性、美伊矛盾复杂性、调停策略表面性、调停进程不确定性等因素制约,难以促使美伊关系得到实质性缓和。     

成熟时机理论与明斯克协议谈判

俄乌冲突对地缘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已持续一年之久,而这也被认为是明斯克协议的失败。尽管如此,明斯克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顿巴斯地区冲突的进一步升级。2015年乌克兰和俄罗斯关于顿巴斯地区冲突的谈判在德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得以开启并达成明斯克协议。本文通过对明斯克协议谈判的过程分析,基于成熟时机理论评估谈判成功开启的原因,认为谈判中的三个要素对开启和推动谈判进程至关重要,包括主观层面对于互相伤害僵局的认知、愿意寻找共同出路的意愿以及相互吸引的机会。互相伤害僵局作为推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推出冲突本身,使冲突各方从主观层面或在第三方的调停下意识到各方无法通过暴力冲突取得绝对胜利,而后两个条件则作为拉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拉向谈判并推动谈判持续进行。其中,寻找共同出路的意愿将冲突各方拉向谈判桌,但其存在不能完全确保协议的达成,因此相互吸引的机会在前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将冲突各方从谈判过程中拉出并达成最终协议。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谈判成功开启并持续进而达成协议。而现阶段俄乌冲突中各方对于以上三个因素的主观认知缺失也使得谈判难以进行。     

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危机中的联合国调停

长期以来,联合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调停提供方。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联合国逐渐介入并提供国际调停。目前在叙的联合国调停已经过了依次由安南、卜拉希米、德·米斯图拉参加的三个阶段。在调停进程中,联合国的身份经历了从处于边缘的关注者到联合调停人再到调停的单独牵头者的转变,此间联合国的作用则发生了由以提供和解方案为中心到以提供谈判便利为中心的变化。联合国身份及作用的变迁,受到危机局势的演变、阿盟立场的转变、联合国有限的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分裂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五年来联合国的调停,既需要肯定其成绩,也应该对之加以反思。     

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跨国公司伦理冲突与沟通:机制与方法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对跨国公司这个新兴的国际行为体而言,伦理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在穿越国界的同时,面临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利益所产生的不同伦理规则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伦理冲突成为企业跨国经营成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西方跨国公司的伦理管理机制和沟通机制对于解决公司的伦理冲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尤其是沟通作为伦理机制中的一个主要方法和手段,对跨国公司具有战略意义,对中国企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国内武装冲突的域外情境: 策略互动视角

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构建区域合作安全的尝试——兼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新问题

早在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就在安全合作的冲突管理和干预方面有所尝试.冷战结束后,非军事性的冲突因素影响上升,预防冲突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上海合作组织覆盖的广大地区包含了丰富的潜在冲突因素,解决区域内国家、社会、民族和宗教层面的矛盾已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方面.在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取得明显效果后,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并有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预防地区冲突体系.     

巴以冲突剖析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算起,已延续54年。其间还曾爆发三次战争。大国对中东的争夺是该问题产生并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因巴以分歧严重,特别是美国偏袒以色列,不能公正调解,致使双方至今未能实现和解,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上合组织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实践意义

冷战结束后,非军事性的冲突因素影响上升,预防冲突开始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上海合作组织覆盖的广大地区包含了大量潜在冲突因素,解决区域内国家、社会、民族、宗教层面的矛盾正在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早在“上海五国”时期,各成员国就在互信、协商的前提下,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取得明显效果后,上合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并有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预防地区冲突体系。     

世界大事综览

2011年2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 一、柬泰因边境的柏威夏寺再起冲突。4日，柬泰军队在柏威夏寺附近地区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双方都动用了重型武器。5-6日，柬泰经过两轮会谈达成停火协议。7日，边境战火再燃。为平息冲突，柬方求助于联合国和东盟，泰国明确反对外部介入，重申通过双边机制解决争端。冲突使两国经贸损失达5000万泰铢（约166万美元）。     

从民族冲突类型看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走向

以是否整体对抗、主体民族的对抗、民族量能三大因素的综合性标准,可把民族冲突划分为下列4种类型:主体民族的冲突、跨界性民族冲突、移民性民族冲突及文化传播性民族冲突.巴以冲突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民族冲突之一,属于具有整体对抗性的主体民族的冲突.据此,未来巴以冲突的解决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对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不应持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的态度.但"仇必仇到底"决不是出路,"仇必和而解"才能使巴以双方最终获得双赢.     

印、巴缘何打不起来——评析走到战争边缘的印、巴关系及美、俄、中三方调停

由于国际社会调停，陈兵百万、大战一触即发的印巴两国从战争边缘退缩。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争拗由来已久，为何这次冲突却引发两国调兵遣将，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印巴两国在“9．11”之后再度紧张将给南亚及周边地区带来影响值得关注。     

“冲突陷阱”研究述评

国内"冲突陷阱"的影响因素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冲突性质,主要由族群、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等来判定;二是冲突历史,指前一(几)轮战争的结果、持续的时间、伤亡人数等;三是冲突解决方式,常用解释变量包括协商解决和以维和行动、第三方监督为主的国际干预;四是战后的发展,涉及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民主化、权力分享、领土分裂、军事重建和转型正义;后者则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妇女参与。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拓展空间主要有六个:一、混淆了冲突复发和冲突扩散在概念和经验上的区别,削弱了关于冲突复发知识增长的质量;二、掐断了冲突发生和复发的联系;三、需要大力扩展关于"冲突陷阱"形成的"机制"分析;四、建立解释"冲突陷阱"形成的统一模型;五、对于社会的和平建设作用探讨不足;六、严重缺乏对"积极和平"的探讨。     

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中的作用与影响

非洲冲突的解决是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参与非洲冲突解决的所有行为体中,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影响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非洲各类冲突的解决活动中,从事冲突预警、人道主义救济、促进冲突解决,以及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等活动,为非洲冲突的解决与冲突后的社会和经济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由于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以及自身缺乏权威性,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成为在解决非洲冲突中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体。     

俄格冲突：地缘政治框架下的分析

2008年8月爆发的俄格冲突是相关各方地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地政治冲突的现实。冲突也相应地在三个层次上产生了反映地政治冲突的力量格局和平衡的现实结果。俄格冲突也在地政治层面对今后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对北约未来发展的冲击以及对国际能源局势的冲击。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非对称冲突”研究

"非对称冲突"是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西方理论界为迎合国际关系现实需要,加大对该理论研究力度。总体看,该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基本范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及以国内社会政治结构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三种理论范式各有特点和不足。该理论谱系仍处于嬗变中,总的趋势是谨慎使用武力、关注弱势者利益、希望在冲突的当事方之间找到"利益平衡"。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第三国进行投融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基于已有项目实践,根据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合作的密切程度,本文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4种融资模式,分别是"共同承建""一方出资、一方承建""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充裕程度的差距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差距越小、东道国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可能达成"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这两种合作密切度更高的融资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十余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其中中日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得最快。本文基于越南宜山水泥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案例,验证上述关于融资模式选择的假设,并建议下一步研究议题应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规则及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