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规制者：目标、职能与体系

本文界定了规制规制者的概念及特征,并从基本概念出发,首次提出了"规制规制者"的目标、职能与体系,尝试构建规制规制者的理论框架。规制规制者是对规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规制,规制规制者的目标是监督和规范规制者制定和执行规制政策的行为、促进和保证规制者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规制规制者的职能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职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运行构件由规制规制者主体、客体、中介以及规制规制者环境构成。规制规制者的目标与职能必须通过规制规制者体系构件的有效运行得以实现。     

从规制合规迈向合作规制:以食品安全规制为例

食品安全法制体系的建立健全使得食品安全法治的重点转向法律实施,如守法和执法。其中,食品安全法律要求的不断趋严,使得食品生产经营者日益重视有助于履行法定义务要求的规制合规,并出现了服从性合规、竞争性合规、外生性合规、内生性合规、象征性合规和创造性合规等不同选择。鉴于此,规制者以合规导向的执法替代威慑导向的执法,并由此促进了合作规制的发展。然而,如何回应不同的合规选择和促进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合作,依旧有赖于规制者构建风险交流、责任约谈、精准普法等促进彼此交流法律认知和分享信息的支持性制度和改进许可、标准等工具适用中的单向且刚性要求。     

公共规制的知识基础

在公共规制过程中,规制者占有规制知识的多寡,是公共规制能否实现既定目标的关键。规制知识包括规制事实知识、规制价值知识和规制方法知识,规制者、规制知识、规制行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规制者应当拥有相应的"知识能力",规制行为的发生以规制者占有足够的规制知识为前提。公共规制在实践中遭遇的失败,大都与规制知识的失灵有关。变革规制机构、将规制权尽可能地配置给直接面对规制事实的规制者以保证规制事实知识的准确获取,规制价值知识的制度化存在以及形成中的大众参与和程序保障,根据规制对象的不同,运用行政、司法等不同的规制方法并强化规制绩效评估,是知识视角下重塑公共规制的主要内容。     

论“见死不救”的法律规制

2011年10月的“小悦悦”事件将“见死不救”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一个法律人,从法律角度思考对“见死不救”问题进行规制是职责所在.在这里本文从剖析“见死不救”的类型出发,探讨法律对“见死不救”的规制.     

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法律规制

规制法治化是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必要前提,以事业法和反垄断法规制为其主要内容。事业法规制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制、价格规制、互联互通与接入费规制、禁止交叉补贴与普遍服务规制、不对称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涵盖在位生产者、潜在竞争者、交易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在内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反垄断法规制包括滥用网络优势行为规制、合并与拆分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规制、行政垄断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有限竞争自由→适度竞争自由→充分竞争自由”的发展。就法律位阶体系而言,反垄断法应为“基本法律”,而事业法为“非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应优于事业法。     

中国电力产业的规制及其法律问题

在 2 1世纪 ,在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产业的管理上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一个新名词“规制” ,“规制”的含义应该与“监管”基本相同 ,与以往的“管制”有一定的区别。本文从分析电力产业“规制”和“管制”的关系入手 ,提出促进电力产业实现有效的规制 ,完成电力产业改革的目标 ,必须靠完善的法律体系的保证 ;并进一步分析了电力产业现有法律框架的不足 ,以及如何使这种法律框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规制行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活动,可以归入传统的广义行政行为体系。行政法视角的行政规制研究,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更要注重体现行政法学的自身特点,重点研究行政规制权、规制主体法律地位、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对规制主体的规制、被规制主体和利害关系人法律地位及权利救济等问题。我国行政规制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强化或者放松的路径抉择,而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运用历史分析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区分不同领域、因地制宜,有进有退、快慢结合,并且重视规制手段的选择与不同领域内不同目标的相适应性等问题,科学构建和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行政规制制度体系和实现机制。     

外资并购及其法律规制

中国加入WTO后,在国际资本流动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并购作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其影响力将进一步凸现。要在积极引资的同时有效化解潜在的风险,完善外资并购的法律规制是关键。当务之急是深入了解外资并购的基本情况,全面把握外资并购的现行规制,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较为完善的外资并购法律制度框架。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明晰外资并购法律规制的目的、健全外资并购法律规则体系,以统一的《外商投资法》规范外资,以落实“国民待遇”和提供良好市场体系吸引外资,以进一步完善并购规则和加强反垄断规制来保障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     

自我规制与环境法的实施

自我规制与环境法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环境规制结构演进和制度竞争优势构成环境法中自我规制的正当性基础。在类型化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企业(行业)环境标准、全过程自我管理和基于合同的合作规制等多元形态的自我规制方式。实体规制和程序规制结合、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呼应、多种责任形式聚合构成环境法中自我规制的主要特征。在准确把握自我规制制度价值、功能和自治定位基础上,围绕结构完善和内容协同构建自我规制制度体系,结合范式转换和功能升级调整自我规制制度运行机制,按照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推进自我规制的有效实施。一个多元、高效、均衡和互补的环境规制体系有利于推进环境法的实施。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人性化"执法的价值理念与范式框架--以警务执法为基本视角

"人性化"执法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抽象,蕴涵着十分丰富的价值内涵。其执法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法权要求,其执法运作是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目标归宿,其执法结果有助于社会人文警务力量的培植与提升。警务执法必须围绕"人性化"理念,开展相关可行性设计和制度安排。     

论证券法上的“中国墙”制度

"中国墙"是英美等国证券制度中的一个特定术语,它是指综合性券商将其内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各项职能相互隔离,以防止敏感信息在这些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流动所做的一种制度。本文概述了中国墙的起源、该制度在美国法和英国法上的体现"中国墙"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重构"中国墙"的建议。     

“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再认识——兼论“提前”、“率先”应当慎提

由可操作化的现代化概念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出现,是认识的深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本不存在,却对我国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实践产生了误导.十六大以后国内关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有了新进展,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仍然不够科学、不够完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则代表了目前指标体系研究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引入这一目标体系,将对我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和全面小康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得”字句的句法分析

句型系统包括显性句型和潜性句型。“得”字句的九种潜性句型既可能显性化也可能永远呈现为潜态,这取决于“得”前谓词与其补语之间的语义选择性和语用制约性。对“得”字句句型的演绎描写,有助于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句型模式的构建。     

“新农保”个人缴费“捆绑制”的实践考察与理论研判

在实现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新农保”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个人缴费“捆绑制”引发了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捆绑制”系“新农保”制度设计的最大败笔，已成为制约其深入发展的“桎梏”。从实践来看，“捆绑制”虽存在一些问题，但绝非如批评者所言之“不堪”。立足农村现实情况，综合考量相关因素，目前还应坚持“捆绑制”，同时须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加以完善。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恶”之法律抑制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司,不再是仅与几个股东利益相关的法人实体,而是与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股东(投资者)息息相关,并肩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如何正确行使职权、对其"恶"如何抑制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根据对董事"恶"之抑制机制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对董事的内部抑制和外部抑制。内部抑制主要是通过公司章程对董事之"恶"进行制约,外部抑制则通过法律规定对董事之"恶"进行制约。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     

论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驰名"的界限

鉴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对驰名商标"驰名"界限的立法缺陷,在分析我国现行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制度中有关驰名商标"驰名"界限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国际上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驰名"界限所涉及的四个参数即"驰名"的基准点、"公众"范围、"知晓"广度和"声誉"程度作了讨论,以为今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制度构建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兼评新《信访条例》的若干缺憾

就功能而言,信访制度应当被定位为一种以沟通为基础,以督查为核心,以斡旋为辅助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听取民众之苦情申诉并给予尽可能的救济.为此,必须以信访听证制度为核心重构信访制度的督查机制,以使我国的信访制度成为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