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著文本体裁探论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源远流长,成就斐然.音乐史学是介于音乐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分支学科,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历程,揭橥其发展规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史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前人时贤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著的文本编撰体裁及其相关特征进行了初步探寻.     

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展、挑战与方向

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应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法律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形成

19世纪以来,欧风美雨影响下,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学术架构悄然发生改变,逐渐与近代西方学科体系接轨。20世纪初期的清末变法修律对新式教育的推动,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与此同时,中国法律史学科在近代中国也应运而生,通过对中国法律史学课程设置考察证明,中国法律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     

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协办的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法律史学者共9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法律史学科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材料，以及该学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富有深度和较为充分的研讨。会议在深化法律史学已有研究的同时，还提出了诸多新的学术观点和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整个会议的讨论可谓史论交融、热烈深入，充分展现了法律史学（者）的活力和价值。”     

“平生为此不欺二字”——论著名史学家仓修良教授的史学思想

仓修良教授 ,江苏泗阳人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等。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年 ,著述甚丰 ,涉及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等各个方面。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两种 )、《史家·史籍·史学》 ;古籍整理有《爝火录》(合作 )、《文史通义新编》 ;主编有《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 )、《史记词典》、《汉书词典》等。本文以访谈形式 ,论述仓修良教授的史学思想。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极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予后人以极大启示,爰至晚清,尚无全面超越之作,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中国音乐美学史教学研究探讨

如何有效地把20世纪在古代音乐思想研究上的研究成果渗透到当今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无疑对今后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和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立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白寿彝学派”学人的理论追求

"白寿彝学派"是以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1909—2000)为领军人物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人群体,当今主要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构成。这个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史学理论。他们在治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理论追求。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重视挖掘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的理论内涵;重视史学史研究中史学方法论的改进、提高,善于转换研究思路和视角;在史学史的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积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优长使该学派在当今史学史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史研究21世纪展望--"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中国古代史组讨论纪实

2002年5月云南大学召开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这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总结,畅谈了对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展望。中国古代史组的专家学者们在研讨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和改革建议。这对今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古代史研究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史学界学者"以笔为剑",发表了一大批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增强人民的自尊与自信,维系了全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堤防,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对当时及建国后史学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古代史研究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史学界学者"以笔为剑",发表了一大批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现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增强人民的自尊与自信,维系了全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堤防,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对当时及建国后史学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史学和警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

《中国古代治安简史》是填补史学、警学空白的拓荒之作。它站在古代治安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高度，初步构筑起“中国古代治安史”的学科体系。纵览中国古代史，正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孕育了发达的治安，而发达的治安又保卫了文明的高度发展。读一读《简史》，有助于打开眼界，匡舛纠谬，增强信心。     

《两宋望族与文学》评介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精英阶层对文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两宋的名门望族,其文学精神与社会思潮、学术风气皆有密切联系。其研究意义与价值日益凸显。然而,学术界极少关注宋代精英阶层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关系,更无系统研究此类问题的专著问世。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批评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基础上。其史学批评有政治标准,有学术标准。政治标准主要有:史学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合符封建伦理道德;合符经义;以君主的是非为标准等。在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关系上,总是以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对于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关系的认识、处理,既要从历史、现实出发,也要从长远、未来着眼。     

西南联大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取向

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联大历史学系教师在通史撰著、断代史研究、宏观史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清史探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经典学术名著。与抗战前北大、清华的史学研究特点相比较,联大史学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研究选题上,从注重专题考证走向微观实证与宏观通论相结合;研究方法上,从崇尚考据走向考据、综合并用;研究目的上,从求真为主走向求真与致用并重。联大史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既是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影响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史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必然取向。     

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逐步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将其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的分支方向。中外史学交流和互动,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接受史学理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史学史研究对推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意义是双重重要的。     

当代历史科学方法论上的跨语际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跨学科史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原因析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史学危机论的提出,一些年轻的史学家纷纷行动起来,他们要求改良落后的史学研究方法,注重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先进的方法论经验,跨学科研究随之兴起并渐成思潮,到20世纪末达到了它的一个顶峰。这次跨学科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对西方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传播与应用,同时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阶级斗争史学方法论的束缚,适应史学危机论的呼声和学科分化的要求,吸取其他学科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走向辉煌21世纪的必由之路。     

聚焦鄂温克族音乐的生存空间嬗变

鄂温克族是包括索伦鄂温克部落、通古斯鄂温克部落、雅库特鄂温克部落在内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依次代表着鄂温克族狩猎音乐、牧区音乐以及祭祀音乐的历史脉络,作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狩猎经济、草原生活、仪式文化的先行者,其生存空间嬗变对少数民族音乐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研习价值,对此本文摒弃了学术领域的音乐调适与重构方向,聚焦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毁灭与新生中的争议性命题,提供了看待音乐生存嬗变的新视野。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两大演变趋势:一是各派史学的融合互流,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抗日救亡的需要。这种演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写中国史学史刍议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大抵在已经问世的不下十种史学史著作的编撰者心目中,不存在大的分歧。但是纵观那些份量并不单薄的著作,它所体现的史学史的学科风貌却如出一辙:结构呆板,统摄材料的重叠性,以及结论的一律。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不应该持续存在的学术状况。有鉴于此,笔者提出重写中国史学史,目的是希望引起史学界同行的重视与思考。不妥之处,祈盼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