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思想基础及特点分析

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在世界法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体现。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制度与环境相适应．古代中国法律体现了这点．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对于事实的认定、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制度也是如此。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在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古代哲学、伦理观念、心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这与中国古代对人的重视、以儒家为主导的哲学观念、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家法宗族的统治密切相关。     

论中国古代刑罚的流变

人类社会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刑罚制度亦是如此。特定的刑罚制度是反映社会进步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晴雨表。中国古代刑罚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流变,刑罚功能以报复和威慑为主。在传统刑罚观念中,重刑威慑在古代社会陈陈相因,使中国刑罚演化史充满了暴戾和血腥,而刑罚的＂礼化＂亦使古代刑罚具有威慑与道义的双重性格。     

连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关于连坐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连坐的核心价值是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互相监督、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乡里、行帮等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担负着社会救济、纠纷调处、行为规范、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等治理功能,其治理形式将利益和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寓规范于利益之中,在成就高超治理艺术的同时,极大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而连坐正是维系这些社会组织发挥社会治理功能效用的制度基础.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应当汲取传统的营养,连坐(连带责任)仍然是社会治理基础之一.     

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国家主义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理解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是对现实的法制建设进行规划和作出评价的一个基本前提。所谓国家主义,指的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以"权力至上"为价值基础的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体系。在中国法律文化肇始之初,便融入了国家主义的基因。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家主义又不断发展、成熟,融入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中。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与外部文明冲突与吸收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经历了再一次嬗变,获得新的存在方式。如是,国家主义成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最经久不衰、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之一。     

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民间调解制度已自动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就其社会属性而言,人民调解根本有别于古代的民间调解,但这两种制度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由于传统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因此,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并不因社会制度的界定而断裂。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制度所赖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仍以某种方式保留下     

试论中国诗教传统的社会批评功能:从言者无罪到表达自由

孔子曾将诗的社会功能表述为兴、观、群、怨。其中的怨,汉儒多解释为刺上政,即以政治批评为核心形成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肇端于先秦,成熟于两汉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两千余年,曾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即便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的颂诗,也常寓规谏劝勉于颂美之中,乃至有所谓虽颂皆刺之说。中国古人言者无罪的政治理想是诗教传统的另一厚赐,堪与当今西方的表达自由理念相映成辉。我辈炎黄传人坐拥如此丰厚之文化遗产,理应光大传统,推陈出新,将中国古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德理想落实到制度和实践层面。     

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关系的初步考察--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本文着重从中国远古时代"神权法"的产生、宗法制传统宗教的"孝"和礼仪、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指导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宗教观念在具体司法制度中的体现这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宗法家族观念在当代的表现及影响

论述传统宗法家族观念在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分析它在经济、文化、政治与　法治等方　面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家族与国家两个方面对如何解决当代的宗族问题进行了初步探　讨。     

宗法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中,儒学处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而宗法制度则是儒学所赖以产生、存续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宗法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如同根叶,似若源流。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法制度,存在于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历经变迁,大体可以区分为奴隶制宗族制度和封建制家族制度两大阶段,相应的法律文化也可以区分为宗族主义法律文化和家族主义法律文化两种类型。它们既具有前后呼应、彼此相通的共性,又各自拥有特殊的内涵和表征。本文拟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宗法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两大阶段的异同及各自的特点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