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复观对王充哲学思想的解释

王充的<论衡>在中国哲学史上受到太高的评价,但徐复观<王充论考>一文对王充其人及思想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他认为:王充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在他的人格和思想中,人伦道德的观念非常薄弱;王充的命定论彻底否定人之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王充有疾虚妄、求真实的学问要求,但没有得到立真破妄的结果;王充是一位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他的乡曲之见限制了他展望时代政治和学术的视野.他的解释,并不只是建构王充的思想体系,而且重视揭示王充的个性人格和人生遭遇对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新论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溯源于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传统德治思想与宗法制度的长期影响，是孔子仁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展开。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居敬行简”的治民观、“敛从其薄”的税赋观、“宁俭毋奢”的节俭观、“取物有节”的生态观、“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待贾而沽”的货殖观等，基本要义是惠民、富民。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中的类比转义

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是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的核心逻辑，是对男权主义传统的“性类比思维”进行逆向类比推理，从底层思维逻辑质疑二元对立模式，受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变迁、伍尔夫叙事的价值之争、对《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例，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不同层面以类比转义方式解构“二元对立”。借助类比转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得以深入揭示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深层社会意识和文化符码，但也可能因推理方式本身的缺陷出现主观偏误。     

多元治理视野下的多规合一——以浙江省试点县（市）为例

文章运用一元为主、多元辅补的多元治理理论分析方法,对浙江省试点县（市）“多规合一”的协调机制、编制主体、审批机制和空间管控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出“多规合一”四方面的成效,为今后其他地区“多规合一”编制工作提供经验借鉴。研究发现：一是试点地区“多规合一”的成效明显;二是本文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国化为“一元为主、多元辅补”的多元治理的理论,并用以分析“多规合一”的现状、成果、缺憾及完善路径是有效的。因此,文章研究结论为现行“多规合一”还需要从政策法律体系、编制机构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完善。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王充教育思想浅析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冲破了笼罩在当时正统教育上的唯心主义之雾,为后世教育家坚持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他从人性论出发提出"尽材尽德"的教育作用论,在教育方法论上,更强调培养精思、批判、论衡的能力,反对一味信师是古,人云亦云,提倡穷真求实的精神,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优秀遗产。     

浅谈王充的文学批评

王充的文学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王充的文学思想很有价值,尤其是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反对贵古贱今,提倡艺术创新等问题上,他实际上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辨明析理等。通过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以及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从而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为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的发展与启示

基于我国目前社区精神病学的发展需要，文章以欧洲精神病学发展史为背景探讨“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及过程。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发展，即二战后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基于圣 阿尔拜精神病院的成功经验而构建的“组织性精神疗法”为该模式的实现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同时，年轻的精神病科医生们为推广“组织性精神疗法”而做出的政治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则为该治疗模式的实现获得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资源。文末，我们对法国目前“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具体架构及运行情况做了介绍并总结评论其对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启示。     

新时代的政商关系研究：进展与前瞻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新型政商关系”研究团队通过研究综述与学术交流,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新内涵、新核心、新定位、新机制、新路径、新保障进行了提炼,也对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展望。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从哲学到思想：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命名及其意义

当人类思想从早期文明提升到轴心文明之时,产生了理性思想,这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人类进入现代性的统一世界史之前,三大文化各按自己的理性思想演进。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后,印度的Darsana（见说）和中国的“道论”都被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这一名称统一起来。其结果有利有弊,弊即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的核心内容被遮蔽了。以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呈中印理性思想的本来面目,对于世界理性思想的重建,具有意义。     

浙江“重要窗口”建设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浙江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要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分析红色基因与建设“重要窗口”的内在联系,回顾浙江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之路,激活红色基因以指引“重要窗口”建设。只有继承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以新迎新、革新立新。只有继承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开好顶风船,不断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只有继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率先实现从“事”到“制”和“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