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伦理构建价值取向及轨迹

在行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唯有价值取向明确后,才有可能进行行政伦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纵观行政伦理构建过程的轨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制度的创新与价值的重构是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主导思路,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优先原则。     

论公安行政伦理的演进

作为公共行政重要部门的公安行政,其行政伦理建设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公共行政的角度来讲,制度伦理和契约伦理作为行政伦理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一种保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公安行政部门在制度伦理和契约伦理的建设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措施,为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法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公安行政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应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公安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实践途径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制度伦理建设和个体伦理建设构成行政伦理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     

行政责任：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不仅离不开法律控制，而且需要伦理规制。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一个永恒的核心课题，它体现了行政权力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行政伦理的内在意蕴，蕴含着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法律指向和价值构成，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条件，可以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规制行政自由载量权，要开展持久而有效的行政伦理教化，培养公务员的行政责任意识；要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促进组织伦理环境的生成；要加强行政责任制度建设，保障行政责任伦理的实现；建立专门的伦理监督机构，加强行政伦理监督。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主导思想和灵魂。库珀是当今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行政伦理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库珀以行政责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提高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与伦理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建构其完善的行政责任伦理,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四要素之间的影响。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完善了西方行政伦理制度的研究,同时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官德失范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

我国目前官德现状总体上是好的,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存在一些官德失范现象。从相关行政制度的短缺、行政责任意识的匮乏、行政伦理精神的滞后等方面分析官德失范的原因,探讨加强官德建设的途径,即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规范行政行为: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促进行政公开;强化行政伦理养成机制,培养伦理人格。     

行政决策制度建设:县级政府行政决策优化的保障

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实现,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加强县级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既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县级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我国县级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通过提高行政决策信息处理能力,健全行政信息管理制度;确保决策的透明与公正,扩大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健全决策咨询机构建设,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进程;理顺权责关系,完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才能强化我国县级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     

大力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切实提高政府行政能力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有机结合,不断提高政府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能力的重要举措。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要从加强认识、从实际出发以及推进行政伦理学研究三方面做起。一、充分认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刻把握行政活动的价值诉求和伦理维度首先,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行政伦理作为行政权力主体的一种内在道德约束机制,只有与行政权力主体的外在制度约束机制结合起来, 才能最终落实到行政主体的行为之中,并通过行政主体的行为得以表现。因此,行政伦理建设与     

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伦理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化解

行政伦理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继承性。儒家伦理文化对我国当前阶段的行政伦理建设产生着一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民主和自治观念缺乏、忽视制度化伦理建设、过分强调主观伦理责任因素及违背社会发展对伦理建构的要求等方面。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应从更新观念、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改革等方面来化解儒家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     

依法治国中的政治与法律伦理北大核心CSSCI

依法治国应以政治和法律伦理为基础。古代国家强调政治的伦理性,近代西方产生国家非伦理化观念,而中国则一直坚持政治伦理传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加强政治和法律伦理建设。加强立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正义性,使制度和法律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加强行政与司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正确认识行政手段的功利化以及隐蔽性非道德行为,调整政绩评价取向。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人格重塑探讨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共行政人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格扭曲。道德经济人型公共行政人格是契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最理想的行政人格,其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为互利性、规则性和主体性。而要塑造道德经济人型公共行政人格,必须要通过立法、监督、激励等行政伦理的他律与行政道德理性、行政道德自主性、行政道德修养等行政伦理的自律相结合,达到完全统一和升华。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人格重塑探讨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共行政人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格扭曲."道德经济人"型公共行政人格是契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最理想的行政人格,其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为互利性、规则性和主体性.而要塑造"道德经济人"型公共行政人格.必须要通过立法、监督、激励等行政伦理的他律与行政道德理性、行政道德自主性、行政道德修养等行政伦理的自律相结合,达到完全统一和升华.     

论重大行政决策法制化

重大行政决策法制化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改革和发展的目标选择,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推动依法行政。因此,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是重大行政决策法制化的根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制化应该从决策范围、形式、程序和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和制度创新。     

美国大公司的伦理管理制度

注重伦理管理制度建设是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大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新趋向。由伦理机构、伦理行为规范、伦理信息系统和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四个方面构成的企业伦理管理制度,加强了对公司成员行为的伦理约束,提升了公司的文化品质,大大改善了公司的社会公共形象,形成了美国当代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所有这些,对已经开始注意伦理问题的中国企业来说不无启示。     

转型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由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调查引发的思考

转型期加快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已经成为政府建设的新任务。本文从对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的现状调查出发,从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体制不完善、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影响深远、行政环境变化深刻等角度分析其失范的原因,进而从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行政决策的伦理评估程序与方法

知识经济时代 ,社会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对行政决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时也对行政决策的伦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强调行政决策伦理评估的必要性 ,通过对行政管理和决策发展历史进程的分析 ,提出了行政伦理评估的程序与方法 ,为提高行政决策的伦理水平提供有益的思考。     

政治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行政道德思想与当代政府文化的培育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是培育当代政府文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整体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作为“硬实力”的政府制度建设；二是作为“软实力”的政府文化建设。政府文化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软实力”和核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积极培育当代政府文化，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倡议书: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2005年7月30、31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行政伦理与行政能力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为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推进行政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行政能力,必须高度重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会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倡议书。本刊特刊登如下:     

行政道德建设中的制度伦理向度

行政道德建设中的制度伦理问题包括两方面内容 :行政道德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行政道德制度化就是指把一部分行政道德要求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 ;而只有具备道德合理性的制度才能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有利保障。所以 ,行政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完善 ,不仅是量的增加 ,更为重要的是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