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东局势演变的若干思考

当前中东局势动荡其实是中东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对地区国家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阿拉伯世界作为整体被再次分化和削弱。旧的秩序被打破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时代挑战。西方试图将中东变革引入所谓民主化轨道,未来中东地区有可能形成多元政治架构,但其过程漫长,且中东各国政治进程的发展难以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我们应将美国西方的介入置于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世界政治、经济权势向非西方国家转移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中东动荡短期内会分散美国关注重点,但不会改变其从中东总体收缩的态势,更不会动摇其战略东移步伐。     

海湾国家搞“外交干预”的原因及影响评析

在当前中东动荡中,海湾国家联手西方,积极干预部分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上演了一出当代版的"兄弟阋于墙"新戏。海湾国家的外交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该地区地缘版图破碎造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有着内在逻辑关联。在中东政治大转型背景下,海湾国家的这种外交干预重创了阿拉伯国家的自我整合进程,强化了该地区业已存在的软政权化和政治退化趋势。长远看,海湾国家这种外交行为得不偿失。     

阿拉伯基督教徒与中东政治

历史上,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基督教徒长期处于“受保护人”的地位,但他们仍为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以来,他们引进西方近代价值观念,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阿拉伯文化的复兴和民族意识的觉醒。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阿拉伯基督教徒首次获得了平等的公民地位。他们积极投身于新生的阿拉伯国家社会建设,并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发展。鉴于阿拉伯基督教徒的特殊身份,国际社会对他们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在基督教-伊斯兰教、阿拉伯-西方文明对话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2011年中东剧变后,部分政权更替国家相继启动从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然而,中东政治转型至今依然步履艰难,"民主化"失败迹象明显。其根源在于民主药方与中东地区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错位: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民主化"不仅难以实现彻底变革的诉求,反而会使其偏离变革方向;阿拉伯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但分权制衡只会导致中央权威弱化;政治制度变革脱离中东地区国家国情,最终引发水土不服。在可见的未来,中东政治转型仍将曲折前行。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多维考量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是阿拉伯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只是阿拉伯文化流变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阿拉伯地区政治生态先后经历了民族国家构建、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最近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在此期间诸多政治思潮、宗教主义与文化观念融入到阿拉伯国家,深入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构成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殊的宗教地域特色,导致其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宗教性,二者的此消彼长则是阿拉伯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结构模式。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诱因、影响及应对

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伊斯兰教来表达自身诉求并煽动暴力,其在全球的扩散引发恐怖主义浪潮,严重扰乱国际与地区秩序。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广大穆斯林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以及地区部分国家的政策失当,推动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迅速崛起。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蔓延诱发地区恐怖主义滥觞,严重恶化各国政治生态与安全形势。基于此,抑制并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成为东南亚国家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举措。实现"去极端化"目标既要切断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渠道,弘扬伊斯兰教多元共存精神,又要积极探索适应本土价值与政治发展需求的现代性模式,实现族群融合与宗教和谐。     

先发制人战略与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

本文以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为个案,考察了先发制人战略运作过程中的5个促进因素(外部威胁、国内支持、盟友支持、国际舆论支持和进攻性力量)和5个制约因素(道德约束力、国际法约束力、国家机制约束力、敌方反击能力和建制成本)。研究表明,埃塞政府敢于先发制人,主要是因为促进因素占上风,其中美国的默许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承认大大减少了埃塞政府先发制人的风险和成本。埃塞政府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也显示,此次军事冲突,其背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同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     

阿曼"参与型政治"的发展

阿曼"参与型政治"主要表现在苏丹的"亲民之旅"和政治宽容,以及其他机构和制度的构建,如国家咨议会的建立;<国家基本法>的颁布;协商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的成立;行政系统的阿曼化;重视妇女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公共服务系统的完善.但是,阿曼"参与型政治"并不等于西方的民主化.它是卡布斯苏丹将阿曼现实国情与阿拉伯-地区文化传统基因有机结合所产生的政治统治机制.阿曼"参与型政治"表明:根植于伊斯兰传统的阿曼可以孕育政治多元化、经济平稳发展和文化和谐交往的现代社会.     

UNDP《2004年阿拉伯社会发展报告》

自2002年起,UNDP 连续三年发表了关于阿拉伯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最新发表的《2004年阿拉伯社会发展报告》主要讲述了阿拉伯国家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变化,指出当前阿拉伯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广泛、深刻与复杂的危机,因此迫切需要在阿拉伯世界中进行一场完整的改革。当前,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利益驱动下, 阿拉伯世界全面的社会改革正在缓步推进。在所有阻碍改革的因素中,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限制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未来只有充分调动阿拉伯社会中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潜力,才能够使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拨云见日。现在摘译部分重要内容如下:     

文明冲突还是和平共存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了该中心中东问题专家希琳·T·亨特新作《未来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关系》。该书从抽象和历史观的角度论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以偏概全,夸大意识形态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并据此揭示出穆斯林国家与西方国家冲突的真正根源,这对我们了解阿拉伯国家有一定启示。译编如下:     

加强思想建设警惕和平演变——《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评介

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以后,意识形态在实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也随之展开.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渗透,使苏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两年,凯南就指出了二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这种认识很快就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导人所接受。而如今,冷战已结束10年了,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与冷战时期不同,但国际社会却仍对什么是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莫衷一是。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从讨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判断标准入手,论证三个观点作为答案:1、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2、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转变为美国称霸与部分国家反霸;3、中国作为反霸力量之一,在主要国际政…     

突尼斯妇女法律地位浅析

突尼斯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维护妇女法律地位方面,突尼斯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之一。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历史原因,突尼斯改革运动为社会解放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变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凯鲁万婚约"的适用亦有利于国家独立以后执行一夫一妻制;第二是政治原因,妇女解放是突政府最重要的现代化与发展政策之一;第三是社会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突尼斯妇女组织对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推动作用。当前突尼斯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可能对妇女现有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     

试析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

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深受阿拉伯传统历史观和纳赛尔民族英雄观的影响,具有激进和多变的特征.在近40年的执政生涯中,卡扎菲崇尚纳赛尔的英雄观,时常挑战西方国家强权政治和美国霸权主义,他相信阿拉伯民族统一拥有厚实的民众基础,执着地在阿拉伯和非洲宣传并践行他的"统一思想与理论".在国际政治格局和地区形势多变的环境里,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屡遭挫折."9.11"事件后,卡扎菲在反思自己的政治观时.积极改善与欧盟、美国的关系.但是,欧美的回报并没有像利比亚所期盼的那样,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再次遭遇严峻现实的挑战.     

突尼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阿拉伯之春”激烈震荡中东格局,各国所受波及影响不一,其中突尼斯可以算是较为成功的转型国家之一,取得了通过新宪法、组建新政府、世俗派执政等政绩.但是突尼斯仍未能解决一直困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且面临恐怖主义挑战,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影响突尼斯政治转型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以及国际和地区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拟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线,回顾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意识形态矛盾发生的背景,梳理突政治进程中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及其对国家稳定和改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希望能为突尼斯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2011年中东局势的六大看点

2011年，中东地区发生的政治大地震波及地区各国，但程度各不相同。阿拉伯共和制政权持续动荡，而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土耳其、伊朗地区影响力上升；巴以和谈搁浅，前景堪忧；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地区事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苏丹赢得独立，但将面，临重重困难。     

当今俄罗斯的国家形象问题

国家形象,也称"国际形象"、"国家对外形象",作为俄罗斯国家形象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政治形象,在最近的20年问,随着由苏联到新俄罗斯的名称上的变化,其国家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当新俄罗斯力图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时,它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引起了欧美社会的不安,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中国的友好形象得到了保持和加强,从"老大哥"演变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

阿拉伯人问题构成以色列族类问题的另一维度,其特殊性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以色列的主体民族——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把他们列为“异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交恶的历史与现实将他们置于尴尬境地.虽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但他们仍然被摈于国家一切重要的决策圈之外,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公开或潜在的不平等对待,而且很难对这个国家产生归属感.消除族类差别,达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是以色列阿拉伯人追求实现的理想目标.     

"回归欧洲":历史与现实

政局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普遍提出"回归欧洲"作为其首要的政治和外交任务目标.从一般意义上说,"回归欧洲"是剧变后转轨国家政治领导人提出的政治口号,旨在向国内外昭示,它们意欲摆脱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及影响,迅速发展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这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趋向,认同西方现行的政治价值取向(建立民主的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和经济制度(建立市场经济).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回归欧洲"也是中东欧部分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性所使然,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属性决定的.     

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与特征 --对后冷战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个案考察

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后冷战时代,复兴社会主义思潮呈现出以下特征:政治发展层面的有限民主化、执政理性化,即复兴社会主义国家以采取有限民主化改革措施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以理性化的思维来审视存在的问题,提高政权的社会整合力与增强其统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同。经济变革层面的融入全球化经济理念,即政治稳定优先型经济模式。国际关系层面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因素,理想主义因素少于现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和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结。民族心理层面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潜在影响和部族主义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