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追诉者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当下司法实践中正在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刑事诉讼的效率。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追诉者权利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强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对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合法、规范公检法行为、提升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意义重大。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会使被追诉者的无罪推定权、辩护权、认罪认罚自愿性、知悉权以及程序选择权等存在巨大风险,应从平衡打击犯罪和保障被追诉者无罪推定权的关系、加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外部保障、完善知悉权的保障、完善被追诉者认罪后的程序回转机制等方面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追诉者权利保障体系。     

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 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

律师是受被追诉者的委托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或者进行辩护的诉讼参与人。保障律师享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也就能有效地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本文从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律师的政治和业务等条件，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律师的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被追诉者遇到的困难和对策等方面全面地进行了探讨和阐述     

国家刑事管辖权法定论

国家刑事管辖权是指国家管辖犯罪的权力。为了既能使国家权力实现又不使刑事被追诉者权利丧失,国家刑事管辖权应实行法定,即国家管辖犯罪应依法进行。国家刑事管辖权法定的核心在于国家刑事管辖权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依法实行刑事立法管辖权,刑事司法管辖权和刑事执法管辖权分立制衡。     

被追诉者刑事程序选择权初探

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诉者对于重大的程序与程序性事项进行选择适用的权利。赋予被追诉者程序选择权对于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文明化、民主化、人性化以及实现程序公正、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有重大的意义。被追诉者的程序选择应当遵循法定选择、有限选择与协助选择三大原则。我国被追诉者的刑事程序选择权应在借鉴外国相关理论和做法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构建。     

诉讼职能界分视野中的刑事审前辩护

刑事审前辩护并非孤立的范畴,而是整个刑事司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职能划分主要表现为权利制约型与权力保障型两种模式。不同模式直接决定着审前律师辩护的角色定位、制度安排及其运作效果等基本状况;刑事司法中被追诉人人权之保障须借助权利制约权力方能实现,那种试图单纯藉权力以保障权利之职能划分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诉讼角色紧张与冲突,因而是极不可靠的。为顺应新刑事诉讼法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的确立,有必要对我国诉讼职能之界分重新予以检视,进而对我国审前辩护最大限度地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司法实践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主和文明进程,更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与世界接轨的的表现。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在明确人权含义及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必要性这一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诉讼法修改有些许裨益。     

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为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刑事司法机必须对被追诉人采取强制措施。此关乎公民宪法性权利,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乃至人权。     

论被追诉人称谓的科学性——以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为范例

刑事被追诉人称谓的科学程度，往往可以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进程以及权利保障的力度。故我国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刑事被追诉人的称谓方面，改变了以往统称为“被告人”或“人犯”的做法，将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按诉讼阶段区分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即在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正式起诉之前称为“犯罪嫌疑人”，之后称为“被告人”。这种改变体现了我国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与保障人权方面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本文正是以这一区分为背景，通过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称谓体例，提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称谓应当具有科学性，这一命题包括两个内涵：一是被追诉人的称谓应显示出层次性、渐进性，二是称谓应与背后的各阶段权利实现对等。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九六年《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作了简单区分，但修改后的称谓并不具备上述两个要素，故依然欠缺科学性。为此，笔者从分析与解释问题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目前被追诉人的称谓进行了重新建构：通过设置由低到高、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以及规定确认被追诉人的专门程序，来实现被追诉人称谓应有的层次性、渐进性；通过将被追诉人的基础性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以及逐渐增补阶段性权利，来实现被追诉人称谓与权利的大致对等，保证称谓的“名副其实”。     

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的期限应予缩短

刑事程序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国家追诉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冲突和配置模式不断演变的历史。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追诉权力逐渐受到合理的限制，而相应地被追诉者的权利则在不断扩大，国家追诉权力正当行使与被追诉者人权保障两项价值之问逐渐趋于平衡，这正是宪政与法治逐步实现的过程。总体而言，我国刑事程序法制在不断发展、进步，但是也有不经意间的倒退，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期限的一再延长就是其中特例。     

论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

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现刑诉法”），在律师的刑事诉讼权利（以下简称“诉讼权利”）保障方面增加、修改了部分条款，给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和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和法律保障。笔者从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方面，对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试作如下研究和探讨。一、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诉讼权利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采取对抗式的诉讼形式，加之传统上没有公诉与自诉之分，因此，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本文简称“被追诉者”）在起诉前，一般被称为…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