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下国家转型的多样性：对新加坡经验的再反思

从全球化的推动性效应出发,先行研究强调,随着经济开放性的日益提高,“治理型相互依赖”是各国政企关系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增强了国家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转型能力。新加坡常被认为是证实此假说的典型案例。然而,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的深入挖掘,本文认为,新加坡并不存在这种“治理型相互依赖”的政企关系。主要原因有三：（1）国家长期对外部威胁的感知;（2）政府与企业利益缺乏统一性;（3）私有企业长期性弱小。通过对新加坡案例的再反思,本文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下,各国的转型能力与转型路径并非是“趋同”的。而这种差异性往往取决于国内工业结构与政府角色的特征。     

韩国电子政务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在电子政务项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益于政府上层对电子政务的支持,对电子政务规划清晰的责任界定和世界上最发达的通信网络结构。中国政府网站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信息更新不及时、不全面,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网上沟通不顺利。有鉴于此,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主要采取以下策略：设定具体目标,实施政府监管;投入一定成本,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建立移动执法平台,推进信息化建设。     

论政府创新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创新是增强政府活力、提升政府能力的有力杠杆,是促进政府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服务型政府是在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念。构建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对政府创新提出的要求,也是政府创新发展的必然方向。只有通过政府创新,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才能最终建成服务型政府。一、政府创新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阐释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各种能提…     

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间,一批"左派政府"的崛起导致了拉美政治版图的大改组,并标志着一股新的变革潮流的出现。当前被国际舆论公认为左派当政的拉美国家有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8国。拉美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即所谓"体制内的崛起"。迄今为止,这些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都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本世纪初期这种左派政府在拉美"集体亮相"的局面,的确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与最近30年来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变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等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动是分不开的。广大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高涨和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是左派政府崛起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为治理机制的变革带来了压力和契机.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必要性,梳理了当前治理机制变革的广泛实践,并从"建制"和"改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危机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趋势.在建制方面,正式国际制度和非正式国际制度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当前治理机制建设的新趋势;在改制方面,改革现有机制的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成为机制改革的新重点.最后,文章提出在治理机制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应树立积极主动的战略思维,把握这场机遇,充分利用好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抓手",推进机制变革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人民安全视角下政府供给范式的服务转型

人民安全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从人的安全视角来看,人民安全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产品。就需求侧而言,呈现为生存、生活与自由三个基本需求维度;就供给侧而言,包括作为一种政府范式的制度供给和作为公共产品的具体服务供给两个层次,且制度范式的变化为产品供给的变化提供方向、保障与路径。根据安全供给框架中政策支持与资源汲取程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将其分为主导型、无为型、掠夺型和服务型四种政府供给范式,并呈现出各自的供给效率与序列偏好。其中,掠夺型与主导型政府基于对政治安全的价值考虑,对治理能力、安全状态与公众感知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特定偏好,在安全治理体系中倾向于构建“能力＞状态＞感受”的供给秩序。在此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的前置条件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的行动逻辑下,人民安全不再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而是成为政治安全的逻辑起点与本体内容。人民安全需求的有效满足有赖于政府行为偏好“由掠夺向主导再至服务”的范式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意味着人民安全的供给主体、供给策略与供给方式的结构化转型。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欧洲化"——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海外库尔德工人党在欧盟的制度结构影响下,从暴力活动群体转型到和平的社会运动.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治理机制是库工党转型的原因,并且使该党成功地将自己的诉求传达到欧盟的决策层面.欧盟的制度结构包括:欧盟成员国层面的制度和规章、欧盟层面的制度,以及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面的制度互动.而土耳其的入盟要求又促使海外库工党成功地通过欧盟向土耳其施压.欧盟的治理模式是由市民社会、利益集团、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政府等各个行为体的复杂互动来实现的,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也为海外库工党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机会.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梯次化特点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脱钩指向,但在目标、范畴、路径、工具和手段上呈现出梯次化特点。这既是对技术进步的回应,也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驱动下作出的综合调整,是“技术—政治—经济”多因“共振”的结果。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这种调整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但实施不会顺利,因为其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包括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其科技战略理想、战略收益与成本投入日益失衡、霸权思维的障碍等。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的掣肘,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不可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中亚“可控民主”的路径依赖分析

中亚“可控民主”治理模式的产生是中亚特殊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亚五国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对民主治理模式的新探索。这一探索包含了对以往政治模式的惯性依赖。这种惯性过程不仅在现在塑造着中亚“可控民主”治理模式,还会在未来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变革产生影响。     

特朗普政府天然气新政：主要内容、国际影响及中国对策

特朗普政府将天然气新政的重心聚焦在"去规制化"、提高天然气产量、促进天然气技术创新、完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天然气出口贸易等领域。当前,国际天然气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特朗普政府天然气新政助推了这一进程,它将在国际天然气领域引发新一轮能源大国地缘政治角力,进一步激化国际天然气市场供需不平衡并引发国际天然气贸易结构与贸易规则的深度调整,还将带来广泛的"外溢效应"。特朗普政府天然气新政和国际天然气格局的深刻调整为中国完善天然气战略布局创造了战略契机。中国应持续推动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提高天然气进口议价能力;不断完善天然气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全面提高天然气战略能力;加快海外拓展步伐,支持天然气企业深入参与国际天然气合作。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转型深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多重制度转型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成为转型国家制度改革的目标。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进程异常复杂曲折，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尽管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存在差异，但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其转型深化阶段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对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选择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构建战略。     

关于拉美国家政府干预及其演变问题的思考提纲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拉美国家政府在直接生产领域、经济管理和调控以及社会政策领域的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领域的政府干预措施让位于市场机制。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并且对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地位和利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这场变革的直接因素是 80年代的经济危机 ,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发展战略存在着种种问题且未能适时进行调整。拉美国家政府作用的变迁既是其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 ,也是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思潮变化的结果。但拉美国家改革和调整进程中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为了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拉美国家政府应在减缓“社会债务”、提高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俄罗斯企业形态及其治理模式研究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之后形成了多样化的企业形态，作为企业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股份公司、独资企业、职工持股公司分别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各类企业的治理模式表明，尽管俄罗斯企业在治理结构的建设上远未进入成熟阶段，但是相对于私有化初期已在企业经营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下的中国地方外交

伴随着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国际化的深入演绎,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逐渐提升。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地方外交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属性契合地方外交特质,激活了地方外交的内在动力,中央政府的政策性放权助推了地方外交,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的愿望成为地方外交的外在拉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地方外交面临多重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内生性外交治理能力不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困境、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国家间关系波动。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做好地方外交,应采取以下措施: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对外交往素养、做好中央与地方对外交往的协调、创新地方外交的工作机制及提高应对对象国国内政局变动的能力。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导致一定程度上"金砖威胁论"的兴起。本文在阐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的基础上,从金砖国家在G20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以及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案例实践出发,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而非对抗发达国家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     

南非白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994年以前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利用政府权力,干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再分配,并通过直接投资发展制造业,干预经济结构的转型.南非种族主义的政府干预,牺牲了黑人的利益,使白人资本家获得了廉价劳动力和丰厚利润,确立了白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而在严重损害黑人利益的同时,也给南非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长期的负面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狭小、制造业缺乏出口竞争力、收支不平衡,以及严重的失业问题.     

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原苏联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并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生了剧烈重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一度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其固有的弊端凸现出来。当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解体之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就提上议事日程。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边际性调整,但只有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才取得显著成效。     

国际因素影响国内制度转型的方式与结果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国家经历了深刻的制度转型，这些国家的制 度转型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实现的资源整合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国内制度转型的重 要变量。制度转型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从向度上可分为内向型互动与外向型互动，从结果上可 划分为融入型互动与卷入型互动。当转型国家被纳入到全球市场与治理规范之中，国内政治如何 实现制度的变革来容纳国际的规范性力量，进而形成良性互动成为转型国家及其领导人无可回避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