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双重维度和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的"原本"出发,深入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揭示资本逻辑决定的现代性矛盾;同时,马克思批判作为现代性"观念副本"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示了被现代资产阶级奉为圭皋的现代"理性"、"自由"等只不过是资本逻辑的观念粉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蕴含了丰富的方法论特征:不论是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总体性批判,还是以改造世界为指向的实践性批判,或是以世界市场为视角的世界历史性批判,抑或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现代性超越,都指引着马克思揭开现代性的迷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具有鲜活的时代生命力,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简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多元视阈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他仍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的诠释;二是对现代性的维护;三是现代性思想的后现代意蕴;四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从异化到物化: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奠定了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本体论地位。正是把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围绕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展开。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其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     

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基于现代性理论及后现代变体的考察

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是在"现实—人—自由"的关系性概念中检视其法律与社会理论的各种"建构性"预设的可能性。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是联结西方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它为理解马克思法律与社会思想的论述提供了整体性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视野,为修补马克思自身的"断裂"提供了可以理解的路径。     

对现代性的两种预见与反思——马克思与尼采的美学思想比较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劳动导致人的感觉的单一化,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将是美的实现者;尼采对西方启蒙运动高举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都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认为现代文化是对人性的腐蚀和毒化,导致了生命的病态,美和艺术对尼采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和尼采都从美学视角深入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预见和反思。     

透过“平民主义”看李大钊同志对现代性中国的构建

平民主义是李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在理论上的一种创建,平民主义的理论提出既体现了李大钊同志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也折射了世界大势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可说是中国民族性与现代性互动的逻辑结果,更是对现代性中国的全方位构建。本文将从以下三种关系: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的关系、平民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论证李大钊同志对现代性中国的构建。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新保守主义

马克思在异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新保守主义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阶段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本文在阐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新保守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对新保守主义的启示。     

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序曲——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问题,异化劳动理论则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序曲。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叛;也是对现代人的命运的揭示;同时还具有浓厚的生态批判意蕴。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马克思对现代性法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虽然曾经受过启蒙的现代性法权哲学的影响,但实践中的困扰使得他走向了对现代性法权哲学的批判。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性价值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下只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特征,而在经济学的生活的生产和资本等概念的剖析下则原形毕露,交换领域的平等一旦进入生产领域马上被不平等取代。而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更是对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具有一种整体性批判的功能,实践论的法哲学本身就是批判的法哲学。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历程可归结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与“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两个基本命题,并在当下融合于迈向“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自主性现代司法模式。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逻辑阐释及发展理路,可从达玛什卡司法程序类型理论寻找灵感。立足于现代司法的多样化特征,达玛什卡提出了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程序类型理论,并可引申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现代化存在多种选择的命题,这可以在理论上为“现代司法的中国模式”提供支撑。同时,摒弃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于权力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对司法程序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达玛什卡“重新找回国家”,深刻阐释了司法现代化的主体性逻辑与政治生态学命题。无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抑或“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都应充分关注程序改革与作为制度背景的中国司法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契合性。未来司法建设应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反思平衡,既要深入推进司法领域中国性价值与范畴的现代阐释,也要充分关注现代性价值与范畴在司法领域的中国表达。     

失落的话语权：中国司法现代性之冷思考

话语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更是斗争的手段，话语权不仅是有无说话的权利，更指向话语背后体现的权力关系。中国的法律现代化，在一种自我放弃话语权的前提下进行，必然的处于尴尬境地。本文拟对以“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追溯古代中国司法传统对现实司法土壤的影响，认清当代中国司法的现代性，试图进行司法改革的构建，重新定义中国司法的现代性，以为今后的司法改革提供可资引用的参考。     

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 ,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 ,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而且 ,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 ,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 ,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 ,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 ,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

现代性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托克维尔那代思想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现代社会本身寻求对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而是将这一危机的原因、结果以及解救之道放入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欧洲的旧制度传统之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潜在关联的深入剖析,托克维尔向我们表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民政治空间的萎缩和政治日常实践的缺失。     

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对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理精神。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它关系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国家,造就什么样的现代性,亦即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制度与行为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走向,了解西方现代性存在的问题,进而反省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说不尽的"现代性"——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体现出邓正来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自觉与智性努力.苏力实际上和邓正来一样对邓正来所界定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质疑.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邓正来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哈贝马斯理解的"现代性"意义上,邓正来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性"本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定义"现代性".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论中国法的现代性十大困境

我国法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问题一是对何为现代性本身的研究不足,二是对当下法律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不够。由于我国法律现代性问题面临时空上的双重否定在时间上对历史传统的否定,在空间上对本土法律的否定,这造成了中国法律现代性的实现面临十大困境老师打学生的尴尬、普适性原则与地方性知识何去何从、国家主权与法律全球化的消长、平等与身份的对峙、社会至上与保障权利的对抗、单位金字塔与公共交往理性的不谐、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抗衡、法律工具性主张和规范性需求的紧张、刀把子定位和司法独立难协、法律统一与地方利益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的每一进步都是以社会主义观念的创新为先导的,而实现法律现代性的主要障碍恰恰是“目的论社会主义”观念。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十大困境,必须实现从“目的论社会主义”到“手段论社会主义”的观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