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行政“圈层”社会：新兴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及其比较

转型期情境下，由于成立背景、角色功能、结构规模、职业形态、运作机制、资源依附度等的不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产生了三种新兴社会组织类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社会组织分布于“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两端，呈现出一种渐进赋权、双向汲取、互惠共生、此消彼长的连续统，形成了一种介于行政“吸纳”和“借道”之间的，类似于“圈层”而又边界模糊的开放性政社关系图谱。这一关系图谱的实质在于，国家借助更为弹性、迂回、柔和的社会控制手段，构筑了一个行政与社会之间需求满足和利益表达的“缓冲带”与“减压阀”。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区分：等级之差抑或类型之别——兼谈“尊敬”的形态

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布尔迪厄区分出了三个等级层次的文化趣味（生活风格）：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进而，通过将“趣味”（生活风格）与“习性”关联，凸显了“文化趣味”在标识和维护身份等级及其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而一些美国学者在布尔迪厄著作的激发下所做的研究则质疑了这种重要性。在看待不同的文化趣味、生活风格时，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等级高低的角度来评判，而美国佬则相对更强调类型上差异；这种审视视角的差异，根源于欧美不同的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性差异。看待文化趣味、生活风格的不同视角，关联着社会尊敬的不同形态：越是倾向于从等级高低的角度来审视，则越会形成“不平等社会”式的尊敬形态，而越是倾向于从多样性、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待，则越有可能形成“平等主义”的尊敬形态。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Review of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study the logic of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swor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e-function,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concludes that institution is a core element which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research transforms from the determinism which formal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plays a decisive role 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social institution, from normative research to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a macro-level to meso-level, from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field. In the future,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recommended,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strengthening, weakening or re-institutionalizing in inter-governmental or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for more exploration into the gene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新时代现代化新格局下“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与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New Requirements and Key Task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period of chan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ies, and is facing a big change that has not occurred in a centur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ill link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with the opening of a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new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 to assess its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planning guidance level requires deepening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planning guidance requir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s as the cor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 main lines of planning call for modernization,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ccordingly, the key task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hould include fostering new impetus for modern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modern market system, develop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mproving the modern mechanism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研究

“亲”“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内容，而政商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因此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样本，从“亲”“清”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亲近感知度、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及廉洁感知度7个方面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测度体系，运用功效系数法对浙江11个地市2018年政商关系构建水平进行测量。测度结果表明，浙江省11个地市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总体情况较好，但呈现出地市区分度较强、差异性较为明显的特征，据此从提升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力、支持力，打造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 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英美国家诉讼限制令对我国虚假诉讼治理的启示

目前我国虚假诉讼司法治理机制存在规制手段相对单调、惩戒机制长效性有限、治理理念局部轻重失衡等问题。为解决前述问题,贯彻宽严相济理念,鉴于法治精神和基本原理的互通性与传导性,英美国家“诉讼限制令”制度可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诉讼限制令”本质是一种必要惩戒与诉讼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仅在原自由起诉模式下,“嵌入” 法院对诉讼黑名单人员的再起诉必要、合理的审查许可要求,而其余流程与规则不变,彰显民事诉讼国家干预理念,有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自由起诉与诉讼风险管控之间的协调平衡。“诉讼限制令”制度本身也存在丰富的适用层级与梯度,在引入我国时应保持与既有惩戒惩罚机制的合理衔接。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