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以债生财”还是“因债致贫”？——家庭住房债务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脱贫的长效机制应考虑到未来贫困风险问题，即应关注贫困脆弱性。随着住房债务在家庭债务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显现，住房债务或将影响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负有住房债务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显著低于无住房债务的家庭，且以住房债务资产比度量的住房债务压力能够缓解贫困脆弱性。但这种缓解作用并非是持续的，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当住房债务资产比低于137.5%时，住房债务主要表现出净“财富效应”，存在“以债生财”的可能；在此之后，“房奴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刺激“因债致贫”现象的发生。当然，家庭特征不同也会使这种影响产生差异。为减缓相对贫困，可进一步提高住房信贷效率、发挥住房信贷效能。     

"Last One Kilometer" Dilemma in Rural Poverty-alleviation Proj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By examining the ope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in Z Count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lemma of these projects to be both process oriented and result oriented. To be specific,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projects lacks precision; project resources have tremendous difficulty in long term effective integration; farmers in poverty stricken areas have not yet established adequate organizations; compatibility of project benefit sharing call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s to the reason behind these problems, the inequality among various subject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has shaped their differentiated objective demands and logic of doing things, and informal power connection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monopolistic” posi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elites. This deprives impoverished farmers of the strong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such projects. Finally,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project correlati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ject benefits can hardly be guaranteed. Based on all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lem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village project integrated planning, adjust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ower distribution, and forging subjectivity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in project participation.     

《嘉莉妹妹》与“颠倒”的美国梦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传统题材，所以，美国作家的创作大都会涉及此命题。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年轻的德莱塞也以自己的耳闻目见为素材，在《嘉莉妹妹》中书写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不过，他的见解未落入传统认知的窠臼，“颠倒”倾向明显。当然，这里的“颠倒”含义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倒置”“错乱”，而是蕴含了反传统的写实意味。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通过书写性别、诉求和途径三个维度的“颠倒”，试图重新厘正传统美国梦内涵中实践方面的偏差。同时，“颠倒”的举措还体现出他对“大转折的年代”里女性权益的维护，对消费时代下欲望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垄断时期“公平道义”的倡导。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联动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贸易传导渠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进行研究,同时也进行分时段子样本分析。研究发现：双边贸易强度并没有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联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外汇储备、货币政策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影响有限。“一带一路”国家应积极构建多元化的贸易合作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度,实现经济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