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矫正

我国民法将监护作为补足自然人行为能力之手段，导致监护被行为能力侵蚀和遮蔽，于功能上由关爱走向限制。法律剥夺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行为的自我决定权，致使被监护人不得不托庇于监护人。《民法典》引入意定监护，本为克服法律整齐划一规定之不足。但由于与行为能力挂钩，意定监护困顿于监护人选择的狭窄视角，极大地减损了功能矫正力度。解开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结，需要找寻在不违背基本法理情况下将意定监护与行为能力脱钩的办法。通过目的解释，经由解释论路径重构行为能力与监护关系，使意定监护回归本人利益保护这一立法目的，系可行的路径。对《民法典》第28条和第33条作目的性限缩，将其限于自然人行为能力欠缺情况下监护的适用；而将行为能力非欠缺时的监护，视为一个立法未予规定之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运用民事法理和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调整，系可行的方式。     

论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保护

知情同意是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体现,是患者基本人权在医疗领域的延伸。知情同意原则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承认,并成为调整医患关系的核心准则。但我国知情同意制度的立法相对落后,特别是对于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的规定尚是一片空白。本文围绕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及知情同意权代为行使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促进未成年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我国《民法总则》成年监护制度改革之得失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成年监护制度,距离世界性的成年监护制度改革运动的立法要求较远,在2012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规定了老年监护制度,缩短了这个距离,取得了一定的立法经验。在此基础上,《民法总则》对我国成年监护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有的成年监护只限于对精神病人的监护,扩充为凡无法辨认或无法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自然人,均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须设置监护人对其进行保护。特别是《民法总则》规定了成年监护的意定监护制度,建立了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核心制度,体现了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权益的原则。不过,《民法总则》对于成年监护制度必要组成部分的意定监护监督制度没有作出规定,留下了一个制度上的遗憾。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晚,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成年人监护制度如何发展以及完善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适当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增加了意定监护制度以及监护监督制度,同时融入了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了对被监护人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并且坚定了成年人监护制度是以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以及财产为目的。虽然填补了《民法通则》存在的部分漏洞,但是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监护监督制度规定的不全面、被监护人的范围仍然具有可以扩张的空间等。     

医疗过失责任中的知情同意原则研究

知情同意原则是伴随着现代医患关系模式的变迁而产生发展，其保护的是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本文探讨知情同意原则的主要内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所应承担的医疗过失责任，并得出结论：医生未履行对患者的说明告知义务，即使没有身体健康的损害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有“架空”知情同意原则的可能。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积极利用主义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为促进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应该明确健康医疗大数据积极利用主义规制模式，解决积极利用与知情同意原则之间的冲突。我国立法应鼓励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积极利用，通过知情同意原则的灵活运用及替代性或补充性保护机制的引入，解决健康医疗数据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冲突，按照数据类型区分原则，对健康医疗大数据进行系统、适当的分类，明确原则性规定和例外情形。     

《嘉莉妹妹》与“颠倒”的美国梦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传统题材，所以，美国作家的创作大都会涉及此命题。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年轻的德莱塞也以自己的耳闻目见为素材，在《嘉莉妹妹》中书写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不过，他的见解未落入传统认知的窠臼，“颠倒”倾向明显。当然，这里的“颠倒”含义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倒置”“错乱”，而是蕴含了反传统的写实意味。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通过书写性别、诉求和途径三个维度的“颠倒”，试图重新厘正传统美国梦内涵中实践方面的偏差。同时，“颠倒”的举措还体现出他对“大转折的年代”里女性权益的维护，对消费时代下欲望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垄断时期“公平道义”的倡导。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法典》合同履行规则检视

合同履行制度处于整个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位置。相较于其他各国民法典，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对合同履行规则的立法安排具有自身特点：“履行”的指向为“合同”而非“债之关系”，根据合同关系的发展过程规定“履行”，“不履行”被作为违约形态纳入“违约责任”一章。《民法典》合同编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对“合同的履行”作出优化法定补充规则、衔接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完善情势变更制度等实质性修改以及若干形式上的修订，同时增补了“绿色”原则、债的履行规则以及“涉他合同关系”之规范。《民法典》合同编对政府指导价格及政府定价的执行、不安抗辩权的构成、债权人原因所致债务人履行困难等规则的保留值得肯定，但“当事人变化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之规定则无必要。《民法典》合同履行规则的缺憾包括合同履行原则不合理、债的履行规则不完备、“涉他关系”之规范不适当等。     

重思他者：动物问题与德里达对列维纳斯伦理学的解构

德里达批判性地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运用到了动物伦理领域,他认为动物可以成为列维纳斯伦理学中的他者,而且它们比他人更加他异,是他者的他者。动物可以让我们更激进地重思主体性。哪怕是列维纳斯的“我在此”这样强调受拣选性和被动性的主体性,在德里达看来也还不够激进,并且太过人类中心主义。他通过列维纳斯“您先请”的伦理原则,进一步把这一主体性推进到了更为被动的“我跟随”。“我跟随,故我是”,而我所跟随的不只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通过将列维纳斯的好客理论批判性运用到对于动物问题的解读中,德里达进一步拓展了其“质疑主权”的主体性思考。     

论医师的说明义务--以"充分说明后同意"法理为基础

医师在医疗行为时负有说明义务，在“充分说明后同意”法理基础上对说明义务研究，考虑医事父权与病人自主权、医师说明义务与患者同意(承诺)、医师自由裁量权与病人自主权等影响因素，从而得出说明义务的类型、内容、判断标准以及违反的法律后果。     

Utilitarianism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is fundamental strategic resource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ndustrialization,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regulatory model of utilitarianism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and set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ctive utiliz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China's legislation ought to encourage the active use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so as to set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through the flexible use of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or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we should guarantee thatthe big data resource will be applied appropriately.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a systemat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clarifies principle stipulations, and discusses some exceptional cases.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的有限告知同意制度研究

对于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是否需要告知信息主体并征得其同意这一命题，法律规范呈现三种态度，司法实践亦呈各异形态。完全告知同意论未能正视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个人信息”特性，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有违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告知同意豁免论未能关注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公共物品”特性，忽视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并会加剧对信息主体的侵害。有限告知同意论能准确契合双重特性，协调交易成本与安全保护的利益冲突，兼顾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面向和个人识别面向。有限告知同意论的具体展开应对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情形进行类型化构造，分别适用择入式和择出式同意，同时通过安全影响评估制度进行全周期风险调控。     

浅析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作为医患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关于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尚无明文规定,致使患者在治疗中的知情同意权时常受到医生的忽视。对该立法缺失现象及产生的原因加以阐述,对精神病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关于对该方面进行立法完善的看法,以期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有所启发。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