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制度化与民主巩固的相关性研究——以泰国政党制度为样本的分析

一般而言,在“新民主”国家,政党制度制度化水平与民主巩固之间密切相关.政党制度制度化是研究民主巩固的制度主义视角.泰国归属于低制度化的政党制度:政党竞争稳定性低,政党的社会根基弱,政党或选举的合法性低,政党组织水平低.泰国基本完成了民主转型,但是其民主未能巩固.低制度化的政党制度是泰国民主尚未巩固的关键性因素:低制度化的政党制度是非民主行为出现的动因、低制度化的政党制度削弱民主满意度、低制度化的政党制度妨碍民主制度的巩固.泰国政党制度作为样本,从正面验证了政党制度制度化与民主巩固相关性的理论.     

问题与范式：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

在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和意义已逐渐彰显,制度化成为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现实课题,这应当为最高法院理论研究所关注。本文将政治制度化的理念与理论引入最高法院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一系列制度化衡量标准的具体识别,试图建构最高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通过对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比较考察,认为制度化是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方向,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进程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具体特征。为此,本文提供了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范式的一个运用范例,并进一步思考了最高法院研究与制度化范式问题及其对中国最高法院制度化发展与改革带来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现代化中的适应性探析——《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札记

亨廷顿关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社会稳定关系的论述主要包含了两个要点,一方面是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政党来维持其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是政党制度要能够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就是政党体制的适应性问题。中国政党体制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符合亨廷顿论述的原理,但也有其中国特色。中国政党体制依靠强大的领导核心和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国家转型中政治稳定维持经验的国际比较及分析

政治稳定指政权性质(国体)与国家基本制度稳定前提下的政治运行有序。国家转型中政治稳定受权力结构、文武关系、国家认同、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国际比较可知,转型中政治稳定的条件包括:转型由控制局势能力较强的政府发动,文官控制军队,其他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产生重大矛盾,经济分配相对公平,国内中产阶级和国际整体格局都支持转型等。     

政治发展视域下党外知识分子引领策略研究

对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问题,也是执政党巩固政治基础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党外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特征,可以梳理出其"批判性话语为其文化特征、依附性为其行为特征、萌芽状态的‘群意识’为其阶级意识特征"。党外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话语权威度高与功利化行为并存、政治认同度高与政治效能感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高与政治参与程度低并存"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政治发展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执政参与、民主转型"等四个分析维度,分析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与制约因素,并给出施策路径。     

试论我国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创新意义

政治制度是用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是指政治问题获得了制度的关照,实现了制度化解决的途径。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形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解决统一国家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伟大政治构想和设计的具体化和制度化,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具有创新意义。     

冲突与调试:网络政治参与娱乐化根源探析

近年来,个体网络政治参与娱乐化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话语体系的娱乐式解构、参与主体的消遣性态度、参与形式的戏剧化表达和参与进程的模糊性发展等。究其根源是在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个体政治参与需求同国家治理能力及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张力,推动国家以权力和政策调试的手段,影响个体政治参与行为。个体为规避政治参与风险和满足政治参与需求,充分发掘娱乐化政治参与的模糊性、离散性、灵活性和反抗性等优势,其在迎合国家政治稳定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自我政治参与的需求。娱乐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因而成为当前国家政治稳定的"安全阀"。但是,国家权力和政策调控下的娱乐化政治参与具有不可预期性、非稳定性和弹性化等缺陷,需要通过提升国家民主和法治建设水平等加以化解。     

从结构性依赖到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趋势下,理论方面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走向经历了"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的争论。两种争论指向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否成功塑造稳定的制度性认同,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制度性认同主要包含宪法主导下生成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化过程塑造赞成性的国家认同,现代国家福利体系塑造归属性的国家认同三大基本内容。经历了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的变迁,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内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即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有限度地吸纳社会的监管型国家治理方式、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国家认同模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具备制度性认同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众化与共识性,公众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与技术化。从发展条件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仍需要构建现代性的维度与相应的支持性条件。     

当前我国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及其治理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的趋势,这给经济建设、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都造成了消极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和公民素质及政治心理等主观因素双向作用的产物。治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需要以“民本”发展观为指导,解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直接诱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问题,疏通、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进行“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基本素养。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微

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日渐增强,政治参与活动不断增多。但是,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往往诉诸失范、无序甚至违法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的政治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探讨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本路径,以提高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     

政治问责、问责政治与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变革——读《民主问责、政治秩序与变革》

以当今代议民主制国家日益见长的问责诉求,尤其是在政治秩序尚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欧盟为研究背景,奥尔森重新审视主流的问责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并提出基于组织理论的制度视角探究民主问责、政治秩序和制度变革间的理论关系,这显要推进了问责理论的发展。奥尔森认为,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民主问责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技术性的、例行的政治问责,而在政治秩序尚不稳定的国家或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的例外和活跃时期,民主问责则易演变为操纵、形象经营、争权夺利的问责政治,这些反过来又会稳固或是动摇政治秩序的认知根本、规范根本和威权根本,从而引起制度的稳定或变革。此外,奥尔森在书中对制度、政治秩序、政治生活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定性、政治言行分离、公民参与问责、人民主权等民主问责实情问题的探讨,不乏启迪意义。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论我国民主监督制度化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重新开启了我国民主监督制度化的实践。考察我国民主监督制度化发展历程,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9年-1989年,"十六字方针"的形成与民主监督制度化的开启。二是1990年-2015年,民主监督制度化的深入进行与初步定型。三是2015年至今,民主监督制度化有了新的发展。该时期,民主监督制度化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协商民主理论的"嵌入"推进了政协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并助推了"协商式监督"特色的形成;其次,目前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在实践中的大力推进。今后我们如何进一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使得民主监督成为国家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中的有效力量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外国宪法中的政党条款及其对建立我国政党法治的启示

本文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主张和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遵循的基本方针,落实这两个"必须"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逐步实现我国政党制度的法律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在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关于政党的基本制度,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值得借鉴和吸收.文章介绍分析了各国宪法的政党条款,并对我国政党制度法律化的若干问题提出看法.     

我国民主行政之可能性及制度安排

现代国家都在尝试将民主理念及制度安排植入行政过程。由于我国政治发展变迁、社会变迁及技术变革,我国民主行政兴起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出制度安排。这包括三方面,一是推动公共行政组织变革,二是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体制,三是实现公共行政程序的制度化。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研究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实现对党外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精神状态、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有效引领。推进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是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需要、提升高校统战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高校优秀人才的重要保证。高校在推进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方面取得了顶层制度设计逐步建立、系列制度不断健全完善、新兴制度举措初步展现等成效，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载体制度建设不足、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反映机制建设不足、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落实不够等问题。这就需要在建立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研判机制、提升党外知识分子组织制度建设水平、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制度化等方面着力推进工作。     

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化研究——以浙江温岭、新昌、瑞安为例

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因而,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不能从文本材料和理论预设中作出判断,而要从制度的规范对象的认同中得出结论。对比分析表明,温岭、新昌、瑞安的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并没有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关键原因在于所创新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效度低,而且独立于治理体制的公共空间不利于制度认同的理性共识的形成。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对党、民、法有机统一政治内涵的澄清与重述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三角"。当前对于三者间关系的认知还存在偏差,或者理解为以党治国,或者认为是人民领导自己,或者提出走西方宪政道路,这些都必须予以澄清和批驳。在党的政治建设史上,对党、民、法有机统一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创新的过程,十八大后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法"将党与人民间的关系制度化。此外,在实践中还需要把握三对衍生关系,即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间的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间的关系以及法治与人民民主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