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变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本文借助＂目的论＂及接受理论,通过对变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及影响其主体性发挥的目标语读者及译者自身素质等因素的系统论述,得出译者主体性在变译中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为此,译者在变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翻译的＂目的＂及读者的接受力,而且要提高自身翻译能力,采用灵活的变通手段和变译方法,在译前与读者达成共识,译后与读者达成共鸣。     

理想与现实：对跨文化文本阐释的哲学思辨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跨文化文本阐释研究提供了哲学反思的空间,＂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原则向我们表明了文本阐释的现实：译者和原文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任何理解、阐释活动都是在历史语境之内进行的,都必然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文本阐释过程其实也就是译者视域和原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但这种融合是相对的,是差异基础上的融合;受＂效果历史＂的影响,文本的真正意义和阐释者一起处于不断运动生成之中。文本的意义是无限的,我们对其终极意义的把握只能是一个无限趋进的过程。不存在理想的、绝对客观、忠实的译文。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红色”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的指导下,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提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理论。这一理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阈,也为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现代学校需要的不是“教师”而是“助学”

能力只能在学生自己试错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能力并不是训练的结果。2009年12月2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雷祯孝先生《从＂教育＂到＂办学＂的转变》的一篇文章。文中建议不再用＂教育＂这个词称呼办学这个行业。雷先生考证,近代的＂教育＂概念主要是一个外来语,将英文的education翻译为＂教育＂是一种误译。雷先生指出,在＂教育＂里,学生只是宾语,     

中国哲学视阈下的“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对赵林《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一文的中国式商榷

哲学的用处可以区分为＂事实之用＂与＂应有之用＂,赵林所言的＂哲学的用处＂只是西方哲学具有的＂事实之用＂,而不是哲学的＂应有之用＂。在中国哲学视阈下,哲学的＂应有之用＂是对生命的安顿。中国哲学以＂生生＂本体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中道＂的认识论实现对生命的安顿。     

浅析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在语言翻译中,很多的误译都是由于翻译者对译出语与译入语所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了解不够而造成的。因此,充分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阐述。     

比较经济伦理学论纲

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看,经济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法视阈和实践路径等层面部分地陷入了沼泽。经济伦理学进一步开拓创新、向纵深推进,需要在研究中楔入＂他者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并创建比较经济伦理学,这恐怕将成为经济伦理学和比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突破口。     

自闭症家庭实证分析

复·绿色通道责任编辑小禾近几年,自闭症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关注重点仍是＂病症＂,对自闭症者及其家庭的生存状况关注甚少,其困境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现在,从关注＂个体＂视角出发,讨论治疗干预、康复训练和教育方法的多,而从＂社会＂视角讨论如何为自闭症者及其家庭创造一个更加融合的环境以及如何建立相应保障制度的少,满眼充斥的都是＂个人不幸与生理残疾＂模式的研究与讨论。本专题试图将自闭症者家庭的状况、需要、政策及服务缺口,以及改善的可行途径为关注点,通过现有研究对这一人群的需要做了深入探索。     

“可说”与“不可说”：庄子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比较研究

庄子和维特根斯坦都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立足点,强调语言既提供言说的便利,又禁锢对世界的终极表达。庄子之＂道＂,最高的境界是＂不可说＂;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主旨是通过＂可说＂来显示＂不可说＂。从比较视阈看,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因各自所处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两者有关＂可说＂、＂不可说＂的哲学观在起缘、具体内涵和最终解脱方式等诸方面既有融通又有分流。     

论执政生态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目前＂执政生态＂成为主流研究的盲点,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及由此导致的对＂执政生态＂概念界定的不清晰。实际上重视执政生态的研究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执政生态视阈下依据现代生态学的原理,能够进一步解读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并探求可持续执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