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下的民主行政

公民参与下的民主行政是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公共管理 ,是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代议制民主向直接民主、威权行政向民主行政发展 ,为公民参与奠定了理论基础 ,并提供了实现的路径。     

公民生态法治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仅有美好的愿望和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和完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转型和法治思维的确立。良好的公民生态法治意识是"美丽中国"的公民作为"现代化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素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支撑。公民积极自律的精神能够使普遍有效的生态法治秩序得以实现,公民生态法治意识的形成能够使环境权利保障更为有效,生态法治意识有利于理性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社会发展需求与公民的实际,根据法治的要求,善用法治方式,通过一系列法制路径、行政路径、社会路径来培育公民树立生态人权意识、生态公平意识、生态责任意识、生态秩序意识、生态自我约束意识。     

论拓宽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的重要性

公民参与政治是社会民主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拓宽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供给,对于完善公民表情达意的制度机制,促进我国多元化利益的整合,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弊端,推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维护我国政治稳定,促进行政决策的有效实施等多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论行政机关侵犯公民非法利益的诉讼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复议或诉讼.但是,如果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的非法利益,那么这种非法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行政违法必受追究,行政机关侵犯公民非法利益应纳入诉讼.     

行政赔偿范围评议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范围包括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和侵权损害范围。行政赔偿职务行为范围主要包括违法拘留或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暴力行为、不作为等;行政侵权损害范围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其中,国家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试论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设定上只有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设定原则、许可设定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限制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贯彻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试论和谐社会视角下基层行政文化的建构

针对当前我国基层行政存在相当严重的弊端和问题，建构新型基层行政文化的思路和举措是：塑造基层服务型行政主体；塑造基层参与型公民；建设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制度；营造先进文明的基层行政生态环境。基层行政文化建设的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基层行政主体的生机活力，还关系到经济的有序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公民文化的重塑

公民文化的重塑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国民的公共理性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起与生态文明建设步骤一致的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铺垫精神和物质基础。同时也只有通过公民文化来培育人的公共精神这一途径，社会才能够做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根本统筹，最终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统一。     

普遍服务的理论基础——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的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普遍服务由电信领域扩展到邮政、能源等领域,其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公民基于公民资格而享有普遍服务,普遍服务保证公民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作为普遍服务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保障公民获得普遍服务的权利,有利于增强普遍服务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培养公民精神。     

困境消解:公民意识提升的理性选择

完善的公民意识是国家民主和文明的重要尺度，也是行政伦理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转轨时期的中国，完善和提升公民意识，境遇不容乐观，问题和困境并轨。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困境分析，并针对困境提出理性的消解策略。     

《信访条例》的修订与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条例》的修订,体现了人本行政、积极行政、程序行政、弹性行政和责任行政的精神,但在信访事件本身的公开化、信访秩序规定的合法性、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行政法治化的总体设计等问题上也存在着缺陷。从行政法的视角看,信访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出路在于:扩大行政参与、塑造公民精神、理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建立人大主导下的信访格局和出台《信访法》。     

行政协商的提出与证成——以转变中国行政法制模式为出发点

中国当下官民矛盾激化,这与单向对立的行政法制模式之下行政立法、执法和救济环节当中缺乏公民合意密切相关.通过提出“行政协商”来构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协商对话机制,可有效保障公民正当诉求在行政过程中的表达,促成合意,消解矛盾.同时,行政法理论的变迁和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契合分别为行政协商提供了理论依托和实践可行性,破除其植根发展的后顾之忧.     

社会公平的弥散性与公民精神的融合性——读《公共行政的精神》的认识和思考

《公共行政的精神》从公共性出发重构了行政的价值;分析了社会公平问题;并从公民精神和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治理路径。文章从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的本质和关系角度入手对以上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认为该书隐含着以下结论:一、公民精神具有将作为理念的公共与作为能力的公共联结起来的融合性;二、社会公平价值本身具有时间、空间和价值维度上的弥散性。三、具有自律性的公民精神和具有他律性的社会公平价值相互补充并一道规范着公共行政活动。     

行政共同体理论解析与法律制度

行政相对人这个名称直接就造成了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双方主体至少在形式上的不平等.行政共同体是行政机关或政府与公民之间基于共同的利益目的主要是公共利益而集合成的兼具抽象与具体两种性质的组织体,是国家与公民共同体的具体化或延伸,该共同体以平等为前提,以实现自由为最终目的.我国并不存在完整的应然状态的行政共同体,包括理念上的.行政共同体的正当性在于其具有:主体性、联合性、依赖性、利益性.民主、平等、自由是行政共同体理论基础.行政机关包括政府与公民结成共同体的实质是追求共同利益,其中主要之一就是:公共利益.行政共同体的确立必然要求以平等合作为基本理念,实行制度性规则引导,这既是历史性的使命,也是法治的结果.     

知情权与行政公开制度

在民主法治社会里 ,知情权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行政公开制度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有效途径。行政公开包括行使行政权的依据公开、行政信息公开、行政过程公开、行政决定公开。通过行政公开促使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保证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有效防止国家权力腐败。因此 ,必须转变观念 ,尽快制定情报公开法 ,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有关制度 ,积极应对来自WTO的挑战 ,才能有效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行政公开及我国相关制度之完善

行政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是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 ,行政公开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我国推行依法治国政策的必然发展趋势 ,有其必要性及现实意义。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 ,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知情权 ;2 .加强行政公开的法制化建设 ;3.扩大行政公开的范围 ;4 .规定违反行政公开的法律责任并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 ;5 .把行政公开与公民的言论自由结合起来 ,通过舆论监督促进行政公开     

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协商图景

把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理性交往为核心的行政协商规则融入我国行政赔偿程序中,将有利于促进其价值的彰显与功能的发挥.我国2010年《国家赔偿法》反映了行政赔偿程序的协商走向,但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与行政赔偿诉讼程序中的行政协商程序机制,以凸显行政赔偿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弘扬纠纷双方的主体间性,从而强化公民权利之救济,获取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制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发展图景.     

论行政合同中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悖论”

行政合同是现代社会民主观念的产物,它一方面体现了合同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又具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形成了二者的悖论。由此从深层次上来讲,行政合同的本质是,它既是政府用来加强经济干预的手段,又是公民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方式。     

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范式分析

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范式根据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不同而不同,在传统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型中公民的参与范式是被动参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中公民的参与范式是有限参与;后现代行政学认为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中公民的参与范式并没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精神,提出公共政策应在“公共能量场”中制定,公民在这种模式下的参与范式应是全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