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巴黎协定》评析

法国巴黎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经过两周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一份全面、均衡、有力的《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定出行动框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已走过20多个年头,成为全球多边治理中最重要的领域.本文拟系统梳理气候谈判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巴黎气候谈判进展,并展望未来气候谈判问题走向.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全球气候变暖在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对印度的影响也比较大。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印度出台了《国家行动计划》,在国内重点实施八项计划,并辅以其他计划。在国际上,面对发达国家不断施加的强制减排压力,印度一方面积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参与国际节能减排合作,另一方面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捍卫国家利益。由于立场相近,印度与中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上总体上保持的是一种协调与合作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从华沙到巴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试图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欧盟倡导下,从2013年底的华沙气候大会开始,国际社会正式就"德班平台"及其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务实谈判。在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后京都时代"最为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巴黎协定》,以此规划了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工作方式和法律框架。在此过程中,欧盟也在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不断调整其气候外交政策:针对"2015新协议"和"后2020机制设置"问题,欧盟更为强调新协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倡将减排由"承诺"向"国家自主贡献"过渡;更加重视气候金融和技术援助问题,并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基于现有减排与2摄氏度目标的差距,欧盟更强调对缔约方进行监督的重要意义,重申透明度及可说明性原则。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跨政府网络与G20的治理模式

本文试图从"跨政府网络"的角度探讨G20的治理模式,分析G20治理的动力、方式和成果.在世界面对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两大挑战之际,作为全球治理核心的G20通过跨政府网络的治理模式,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内规则制定者和政府官员搭建了对话和非正式协调的平台,进而通过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实现对相关议题的治理.以"跨政府网络"为基础而达成的自愿性协议及公报,克服了需要长期谈判及国内批准的条约模式的限制,反映了G20在应对全球问题时的灵活性及迅速调动资源的能力.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巴西的谈判地位、利益诉求及谈判策略

巴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提出了减排目标.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碳汇--亚马孙森林面积的2/3,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巴西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盟,而且与法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力图使自己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话语权,争取获得国际援助.由于各国在减排责任及援助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较大,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以达成有约束性的减排协定.     

全球气候变化格局生变

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逐步升温。7月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气候变化，并就远期大气减排目标达成了共识。今年底，世界主要大气排放国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大国角力的新焦点。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G20与中国

中国对G20采取了与G8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G8,中国始终较为谨慎,并保持一定距离;而对于G20,中国则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并明确支持。这种态度的差异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利益、对国际秩序的构建、价值观、应对全球性问题等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G20应担任"领导者"角色,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G20机制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重视G20的议题设置,尤其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两大优先议题。     

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有关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既有研究议题包括G20的治理表现、G20的非正式性、G20的合法性、G20的有效性以及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本文对其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G20议程设置机理、G20政治共识的形成条件、G20成员如何履行承诺、G20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四个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议程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

气候变化议题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气候实用主义"是当前俄罗斯气候政策选择的核心。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气候实用主义"的内涵特征、政策特点、选择动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本文指出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选择的三个关键变量。这些变量通过观念、利益和身份的路径影响了俄罗斯气候政策的理念框架、国内偏好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对于气候变化起源的"怀疑论"、对碳氢能源企业的重点保护,通过气候政策对内增强治理合法性,吸引投资和技术以缓解美欧制裁是当前俄政府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的这种气候政策为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加强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中俄区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但却难以弥合俄罗斯与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不会对俄罗斯依赖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造成实质影响。     

国际气候体制构建中的发展难题

气候系统的依赖性，使得国家间只能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因而，有效的国际气候体制安排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途径。国家发展问题决定着国际气候体制构建的进程和效果，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创伤，率先减排的利弊将影响国家参与气候体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