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罪刑均衡证成中比例原则对法益保护原则之补充

“社会防卫论”的出现使“罪刑均衡论”受到极大的冲击，将此置于罗尔斯所述正义的两大原则下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关注的矛盾的存在范畴并不相同。在当代中国的综合主义刑法理论视角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运而生。表面上看，该原则使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得到充分协调；而事实上却忽略了罪刑均衡本身对于刑罚个别化的包容。罪责刑相适应的最终归宿依旧是罪刑相适应，割裂刑事责任的概念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在罪刑均衡的视阈下，法益保护原则为比例原则提供了目的正当性这一前提，后者则作为方法论为前者提供了有效的衡量路径。同时，成本收益分析法弥补了比例原则设计中对于成本的忽视，使其与法益保护原则协同完成的罪刑均衡证成之结论更为准确。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罪名之法定、刑罚之法定、司法解释之法定和犯罪认定之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一律平等地保护、一律平等地定罪、一律平等地量刑和一律平等地行刑。罪刑相适应原则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二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危险作业罪的罪过形式及其规范根据

危险作业罪将责任事故犯罪的处罚时点前移，革新了生产安全领域的刑事规制格局，但该罪的罪过形式在实务和理论中都极具争议。将危险作业罪定为过失犯罪，从实质层面而言，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利于保护公共安全的重大法益，强化犯罪预防；就体系关联而言，符合法秩序统一原则，契合该罪法定犯的性质，利于优化生产安全领域的罪名体系；就文理依据而言，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匹配该罪的构成要件，利于妥当划定该罪的处罚范围。     

刑罪关系导论

作者在该书《引言》中说 :“犯罪和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犯罪和刑罚是基于对罪与刑之间关系的某种认识。然而在刑法学中 ,刑罪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 ;人们对刑法的研究 ,通常是在确信犯罪必然受到处罚 ,刑罚可以遏制犯罪的前提下进行的 ,总是在对刑罚与犯罪某种自在关系深信不疑的命题下讨论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 ,分析犯罪的性质、形式、个数和形态 ,论证刑罚的种类、目的和适用方式等问题 ,而对这一前提本身并不作专门的、系统的讨论。这样 ,刑罪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中的一些问题 ,就不能在刑法学中得到回答。”…     

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的质疑和批判

贝卡里亚之《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贝氏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批判了封建刑法的不合理和落后,以罪刑法定反刑罚之随意和擅断,以罪刑均衡反刑罚之残酷,从而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刑法体系。     

组织卖淫罪刑罚适当性辨析

我国刑法关于组织卖淫罪法定刑的规定,无论是从犯罪形态变迁视角、罪质特征,还是从刑罚体系内在协调的要求,都已不具有适当性.虽然通过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分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不适当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认定难题.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修改组织卖淫罪的罪刑规定,适当降低法定刑幅度,尤其需要降低法定最低刑.     

论刑法解释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共同提倡

我国刑法学界就刑法解释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争论。事实上,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在使用时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面对具体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时,同时运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在定罪量刑时,首先进行形式解释,在符合形式解释结论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转变导致某些犯罪不值得科处刑罚需要出罪,或者导致出现某些新型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入罪时,再进一步作实质解释,从而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９７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     

我国军事刑罚中引入罚金刑的经济分析

罚金刑作为现代刑罚改革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也将逐步提高。在军事刑罚体系中,特别是军职罪中引入罚金刑的问题引起了军事刑法界广泛的论证和思考。考虑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和军职罪的新特点,在军职罪中适当引入罚金刑,不仅能有效惩治和预防部分军人违反职责罪,从经济角度考虑,军事管理的特殊性使罚金刑适用于军职罪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社会成本。     

刑事和解罪刑均衡问题探析——以刑事责任为视角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从文化视角透视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是文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罪刑法定的产生与演变是与西方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当代的罪刑法定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务层面,都存在局限和不足,需要通过文化和制度的建设来弥补和完善。     

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反思

犯罪现场遗留有重要的作案信息,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勘查,能够获取刑事案件诉讼所必需的证据。随着"两个规定"的实施和庭审制度的改革完善,犯罪现场勘查程序是否合法、提取物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逐渐成为庭审关注的焦点,也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从解析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入手,通过对其现状和弊端的反思,提出重建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对策,以期为侦查机关刑事执法活动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犯罪本质思辨

社会危害性作为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政治性的概念 ,继续作为犯罪的本质而存在于刑法学之中是不合适的。通过对哲学上“本质”这一范畴的考察 ,可以得出结论 ,刑事违法性才是犯罪的本质。判定刑事违法性的过程 ,从犯罪构成角度讲 ,也是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认定过程。将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本质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罪刑法定、法律解释与机械执法

机械执法是一种错误的执法思想。对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在实质上进行把握,法律词义原则上应从广义解释。刑法规定的内容应明确、具体,具有实体的合理性。法官对于法条解释的内容不得超出一般人的理解。     

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的司法解读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在环境刑法中广泛存在 ,这使得危害环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将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的规定。由此在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形成了某种关联 ,而这种关联直接决定着对当事人危害环境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     

从偷税罪到逃税罪的立法演变分析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非法采矿的罪数理论及其适用

非法采矿现象的蔓延源于暴利,刑事打击不科学反而助长了非法采矿的势头。非法采矿的危害不仅仅是国有矿产权,还包括对矿业市场进入制度、公众健康与安全、生态环境权以及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危害。非法采矿属于系列犯罪,必须对非法采矿进行综合惩治,并依罪数理论评价和处断,才能及时、准确地惩治犯罪。非法采矿罪是基本罪,由此导致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牵连犯罪、想象竞合犯罪以及异质数罪等。对非法采矿的罪数处断,分别从一重罪处断后进行再处断,这就依靠罪与罪的平衡原理去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非法采矿犯罪具有许多其他领域不存在的犯罪特色。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