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因素,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地。文章对西部民族地区近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归类分析,试图找出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为政府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并有效开展公共危机管理提出可供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2016年恰逢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我国的发展处在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民族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难点,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的团结稳定。政府应加强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引导,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以确保整个国家的安定。     

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中的民族因素论析

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除具有影响本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社会和谐等群体性事件的共性外,还具有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等方面的特殊性影响。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不可忽视其中的民族因素。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中的民族因素及其影响情况,对解决和阻断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或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处置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如何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民族地区的群体事件除具有一般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盲从性强、政治性强的特点。对于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尤其要从法律的角度去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析我国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点及处置对策

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呈现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大好局面。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些地方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民族宗教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其特殊地位、作用,成为国内不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因此,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点和处置对策。对于减少由民族与宗教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改善民族间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边境地区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又对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损害。与一般群体性事件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性事件具有敏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等特征,其成因复杂,已成为影响边境地区乃至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对边境地区产生民族和宗教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处置原则和对策予以重视,以促进和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     

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原因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群体性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而每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又都有着自身的不同成因。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从社会利益失衡、社会不公平、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与民主诉求渠道缺失、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直接诱发因素等六个方面对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特征及发展趋势

群体性事件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在发展上有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抗性明显增强等趋势。对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需要遵从法治、公平、及早、依靠基层、依靠有关方面人士等原则,构筑多层次的防控体系。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关于妥善处理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客观存在。民族问题是指涉及民族生存、发展及各种相关利益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协调解决,在各种因素的诱发下可能会以群体性事件这种相对比较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对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应认真分析其规律特点,建立实施防范化解措施。     

“侗族合款”研究

"侗族合款"是古代侗族社会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是维系侗族社会运转的重要机制,具有规范个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形式完整的侗款已经消失,但是"款"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了演变。对侗族款制度的变迁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揭示,有利于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治理资源和治理方式的认知,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公共财政支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对策研究

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不仅关系到全国新农村建设全局,而且关系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局,是推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随着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财政支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必须善于做好“加减乘除”,合理安排和用好财政支农资金,充分提高其运行质量和效率,让公共财政阳光更好更多地照耀民族地区新农村。     

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上）

我国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不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立法和法制建设滞后、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要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构建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     

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下）

我国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不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立法和法制建设滞后、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要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构建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     

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火车头和领头雁,也是民族地区团结稳定、长治久安的稳定器和主心骨,在民族地区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并构建了相应的政策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出台了诸多有关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体制、经费、教师、质量等四个方面,体现了科学性、时代性、创新性、战略性等特点。     

从民族关系视角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现阶段,我国业已拉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这种滞后不仅仅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经济问题,而且是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直接影响着我国总体民族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西部的民族性和落后特征入手,分析这种滞后对我国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提出在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保持和谐的民族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性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性文化 ,它对民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是研究民族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史料。研究与特定的民族心理、民族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现象 ,将有助于民族文化建设 ,有助于制定民族自治政策和更好地实行民族地区公共事务管理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工作实践与当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工作实践贯穿着民族工作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各项工作相统一的思想 ,其中又特别重视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民族工作规律与教育工作规律的关系。“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和精神源泉 ,也为 2 1世纪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从法律制度上解决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现实根据、核心内容和实现保障,是有效建立和实施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紧迫任务。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现实根据是实现民族地区在缓解贫困中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恢复;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根据是环境建设和保护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原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可以设计为静态框架结构和动态实现安排两大部分。     

加快贵州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重视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能力建设为核心 ,不断提高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 ,努力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建设人才 ;要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