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可能存在冲突。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都是公民权与警察权之间冲突的典型案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治安越来越复杂,警察权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环境。     

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论艺术自由——馒头案的宪法透视

网络恶搞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馒头案”为代表的恶搞所引发的纠纷背后实质是权利之间的冲突,宪法学界较为关注的是其中的艺术自由。然而艺术自由在规范宪法学研究上似乎有些落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具备表达自由和文化权利的双重属性,应当赋予其应有的宪法学地位。在德国宪政法院判例的启示下,笔者认为,通过运用法律优位,利益衡量等原则,可以确立艺术自由与著作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冲突时的相对优越地位。     

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初论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各自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的过度行使必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导致警察权威的丧失。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平衡理论”为我们研究警察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平衡理论,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     

论警察权的法理属性与设置改革

警察权包括治安行政管理权和刑事侦查权。在学界,对治安行政管理权属于行政权性质的认识一般是明确的。但对刑事侦查权是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性质的认识并不明确。警察权在法理属性和制度设计上的这种模糊性是导致警察违规事件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明确警察权的法理属性、正确看待警察权设置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必要的制度架构改革对之进行适度改造,对防止和减少警察违规事件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文明 规范 依法——浅谈警察权与警察执法权

导读:警察权,亦称警察权力。一般是指主权国家用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而依法实行的强制力量。警察权来源于国家权力,它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公法范畴。警察权是一种特殊资格。警察权是一种特殊之权。警察权的实现由法律规范来确认和保护。人民警察的大部分警察权都集中在公安机关职权中。权力范围不仅涉及到各类社会管理秩序:而且还涉及到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专利、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     

浅谈军队处置突发事件中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秩序和自由是军队处置突发事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两种价值追求.两者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国家紧急权和公民权利的冲突.能否协调好国家紧急权与公民权利在军队处置突发事件中的关系,使国家紧急权能够得到有效行使,公民权利不受到不必要的侵犯,实现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是军队处置突发事件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公共领域中的警察权

从传统警察国到现代法治国的转变意味着重新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分配格局，随着私权利的扩张进入到警察权管控的公共领域，冲突至始而生。公共舆论视野下警察权的行使以公共场所的物理空间为权利的自由基础，以公共舆论的理性达成为权利的原则。警察权的现实转变根源于自由主义理念的深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运用，最终将保障私权利的安全性和最大化。     

刑事侦查权与治安管理权分离刍议

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是刑事侦查权和治安管理权相混合的结构。这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独立运行,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为建设法制文明,使警察权更好地发挥维护秩序、保护人权的功能,就要明确划分警察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责范围,把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分开,刑事执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行政执法权由地方分别行使。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兼论现代性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目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反映了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刘涌案"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死刑存废之争"反映了法律理想图景与现实正义观念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法律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预设,把人视为独立自由的平等个体,把错综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剪裁成单一片面的法律关系,要求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甚至主张以"人道"规范一切;但是,社会中的人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国家职能和社会规范都是多元的;民意具有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性法律与中国民意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冲撞。现代性法律只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中国的部分需求。     

集体劳资争议中警察权介入的刑法问题

立足于法秩序的一致性,法律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乃需要结合宪法、行政法与刑法予以整体考量。法治国家、比例原则与国家中立要求警察权只有在劳动者实施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时才能介入其中,以免带来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乃至社会动荡,由此也引出了妨害公务罪在集体劳资争议适用中的基本依据:如果因警察权非法介入而引发暴力冲突的,则应该排除适用妨害公务罪。同时也应对警察权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依据、标准等作一种限制性解释。     

试论新闻自由权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冲突与救济

近年来新闻舆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力度逐步增大，效果也比较明显，且越来越深人和有力。这已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和重视，其正面效应可谓甚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闻舆论过分行使新闻自由权，甚至超越职权干预、影响司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对待、调处新闻舆论监督权和司法权的冲突就显得十分重要，困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仅就其冲突的表现和救济作些探讨，不当之处请同仁指正。一、新闻自由权与法官自由获且权的冲突与比较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新闻自由权。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第…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思考

刑事警察权和公民权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对典型代表,所以这就决定了这一对权力可能会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主要是表现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两个方面的。近些年来,因为刑事警察权对公民的正当权利造成侵犯的事件正在与日增多,所以因为这一系列的情况造成了各界对此事的广泛关注。因此也开始加大力度对刑事警察权进行制约和控制,但是过度的制约和控制又会对刑事警察权起到一个削弱的作用,导致刑事警察权的力量对于维护秩序显得有些力量不足。在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以后,关于刑事警察权和公民权的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处理,但是这仍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本文针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利平衡思考方面的问题做出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所得结果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论消费者权之法律边界

消费者权的行使可能会损害经营者的经营自由,权利冲突意味着权利的限制与边界,确立消费者权法律边界的理论依据主要有权利冲突理论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过错责任是消费者权利与经营者经济自由平衡保护的重要机制,特殊消费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时,也应遵循法益衡量规则。     

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

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信息自由则是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重要保障。人格保护与信息自由背后的价值冲突导致了二者在实证中的对峙,也使制度设计者在利益取向上陷入困境。为平衡两种利益,立法者应采取大陆法系界定权利要素的方式,科学厘定个人信息权的内涵和边界;而裁判者面对立法的僵化,需要在个案中依据一般条款对个人信息权和信息自由之冲突进行利益判断与衡量,从而实现二者的平衡。     

适足住房权实现之国家义务研究

适足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和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的权利。它主要包括:居住权、安全与健康权(或称舒适权)、住宅公平权、住宅隐私权、住房选择偏好权、住宅救济权以及住宅不受侵犯权和自由处分的权利。人权实现与国家义务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对于人权的实现国家既具有消极义务,更具有积极义务。我国政府在公民适足住房权实现上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从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四个方面对国家义务进行分析,使之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和可行性。     

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通信自由权与调查取证权冲突之消解

通信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指公民自行决定通过合法通讯手段与他人正当交流信息而不受干涉、妨害和限制的权利,及公民对其不想为他人所知的通信相关信息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调查取证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下为保障当事人诉权和保证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等而由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和责任。通信企业因拒绝协助人民法院就相关通信事宜调查取证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是通信自由权和调查取证权之间的冲突表征,但在性质上是私权利和公权力冲突,是私权与公权的较量。消解二者之间的冲突,应当确立保护私权、规制公权的原则,并合理认识其法源的不同,建议通过完善立法合理界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内涵与外延,明确通信部门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     

论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解决

商标权与商号权之间所引起的冲突纠纷的解决,已成为当今知识产权保护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本文试通过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应遵循的原则、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重构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协调机制的立法建议和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司法解决途径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