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选择:现代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基础——评《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

自现代化以来西方社会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伴随而至的不确定性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和秩序的正当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弗里德曼以权威与自治,制度、秩序与自由权利的悖论为理论线索.以表现型个人主义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以个人选择和法律文化的基本概念为核心展开了对不确定性的消解和对选择的共和国的建构.但是他的这种建构却在事实上预设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这表现在他的个人选择理论的建构没有考察社会场域中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使他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观的批判之上建立的以表现型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论又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起点之上,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紧张.     

从法律文化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法律文化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涵丰富且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概念。本文尝试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出发,通过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法律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的法律文化因素,以避免水土不服。即只有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看待法律,才会更好地促进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     

试论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市民社会的变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经历着从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文化与随着经济发展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法律文化,如何在谋求法制现代化的新的突破同时保持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宏观审视,需要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适合于本土的养分,同时从西方法律文化中发现优秀的价值观,将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引入正确的方向。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法律现代化的三个层面——从法律“西化”概念说起

本文希望区别两种意义上的法律“西化”概念。一种是从价值主张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另一种是从历史描述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它所对应的历史是 1 9世纪和 2 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时代。由此 ,人们可以把法律现代化大致分为法律西方化、法律本土化和本土法律创新三个层面。其中 ,法律西方化是指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向非西方社会的单方向传播的过程 ,包括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的法律西化两种情况 ,这是与近代西方扩张的历史相联系的 ;法律本土化是指西方法律在非西方社会传播、融合与适应生长的过程 ,它是对法律西方化的一种扬弃即更高层次上的肯定 ;本土法律创新 ,主要是指一种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模式的创新 ,它与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共性 +本国特色”的法律实践应该有所区别 ,本土法律的创新是法律现代化可能达到的层面 ,但不是必然的层面 ,本文讨论了本土法律创新的制度标准、社会标准与时间标准问题。     

自然地理因素视角下的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

法律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固然中西方法律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学者在阐述差异原因时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注重伦理道德和阴阳合一,更加关注国家、社会、集体利益;而西方国家更加开放,强调理性至上、个人主义,人民通过达成社会契约形成政府.本文以自然地理角度,诸如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疆域大小等因素为切入点来论述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法律多元语境下的法律变通的概念界定

语境不同法律变通的概念界定也存在着差异。在法律多元的语境下法律变通就是基于不同文化基础上的法律制度之间的调适和变通。在调适和变通中正式的法律制度可能被变通,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族地区的民间习惯法也可能被变通。     

日本法律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正> 一、法律文化的含义目前,在日本对法律文化(亦称"法文化")虽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完备的概念,在法学教科书和法学辞典中也找不到这个词以及关于该词的解释、说明,但法学界对此已作出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一些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从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法律文化的含义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文化表示的内容虽然主要是法律制度、设施等,但基本精神植根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中。东、西方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法律所得以产生、发挥社会功能的文化背景不同。而这种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或法律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法益理论的发展源流及其启示

法益概念的产生对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法益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容。自由主义始终是法益概念的精神内核,坚持法益论就必须坚持刑法的个人主义与规范主义。基本法实现了法益概念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的平衡,现代刑法必须强调宪法的重要作用。宪法和刑法规定是对刑法保护客体的规范限制,此外,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及实害原则也是对刑法保护客体的重要的限制原则。     

价值体系的混乱与整合:当前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法律文化由法律观念和法律价值体系组成,缺少法律文化就意味着缺少精神和灵魂,法律制度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法律文化建设具有为法治建设奠定基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将中国建设为文化大国等功能.当前,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困境是法律价值体系的混乱.走出困境的出路则是:整合现有价值体系,提出获得人们广泛认可的、包容性强的法律价值体系；形成支撑现代强国的法律观念；约束政府权力,形成良好的政治体制.     

法律正义的客观叙事

西方法律正义观念有着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法律正义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体现为现实关系的"恰当状态",即人与法、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均衡。古典正义理论为此"恰当状态"建立了理性且客观的价值分析框架,即守法与均等的平衡、分配与矫正的平衡、交往理性与友爱的平衡。现代的法律正义理论学说在回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新问题,回应同时代法律的实证分析和功利分析,以及在思考和论述实质正义、个案正义、权利与权力以及权利之间的关系等法律问题时,遵循了与古典正义理论同一的逻辑结构和价值理念。法律正义客观的内在结构为正义的实践和法的价值分析提供了明确且有力的思维方案。     

从法文化视角看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影响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泽被东西。中华法系的形成首先依赖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封建法典儒家化的完成都是在唐代。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乃是礼法结合,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上,重视道德的作用,终极目的乃是致力于建立“无讼”的和谐社会。所以中华法系的精神和法律文化值得现代世界各国探究和借鉴。     

法人类学视角的法：静态与动态

法律界定的不同,是不同法学流派展开其作业、并呈现给世人以不同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法人类学虽然是崇尚经验和事实描述的学术流派,但它并不排斥对法律概念的关注——因为法律的事实描述不能自动回答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不仅如此,法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大师对法律在各自立场都做出了符合人类学命意的解释.法人类学视角的法,可二分为两个观察视角,在静态的视角上,它体现为接受、规范、拘束和可诉四方面;在动态的视角上,它又体现为地域、文化、多元和流变四方面.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     

城市化与法制现代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和法制现代化都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传统社会的法律转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从乡村社会的法律转向都市社会的法律。城市生存方式具有集中性、流动性、专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都市社会的法律亦即现代社会的法律得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