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客体分析

生态补偿制度是解决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机制.本文以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为依托,探讨了油气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和客体,也就是从法律层面上明确由谁来补、补给谁的问题,以期对我国油气资源生态补偿领域的理论研究、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     

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转向之探析

生态整体主义将生态作为有机整体,以生态利益为最高利益考量,它以生态学为其伦理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控制的力量,生态整体主义具有道德在法律上的可实践性。在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但出于一般安全与可行性的要求,法律又必须保持其稳定性。因此,法律在生态化的同时,也要坚持其以人为本的基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红色”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的指导下,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提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理论。这一理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阈,也为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生态补偿制度是解决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机制。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涉及多学科的交叉,因此有必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其理论基础。笔者从生态学、经济学及法学这几个学科领域入手,深入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地租论、耗竭补偿论、外部性理论及环境公平理论,从而探寻这一制度获得社会认可的理论根源,为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相关政策工具和具体制度的建立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基于生物多样性视角

长江经济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兼有的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功能和生态安全属性,为理解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切入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大前提,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手,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重点物种保护及其生境空间修复,逐步恢复环境保障功能和资源属性。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发掘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开发利用生物种质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可持续、高效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生物资源属性,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价值开发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     

生态哲学何以可能——论奈斯的格式塔本体论思想

为了彻底批判主流世界观及其人类中心主义取向,奈斯认为必须从哲学根基上对其进行颠覆,建立一套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由此,奈斯提出了格式塔本体论思想,这为深层生态学等生态哲学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提供一种哲学本体论证明,同时也解决了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水能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管理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为加强水能资源保护,规范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根据法律法规和省政府《加强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规定(试行)》(闽政[2005]15号)的精神,现就加强我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以下简称水能开发项目)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规范项目审批管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发掘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并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新的生态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对于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指导意义。     

我国纠纷处理的路径选择：从行政学的视角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政府必须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途径。我们对社会纠纷处理的方式应不断从单纯的法律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从程序主义向效率主义回归。行政解决社会纠纷，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的特点和优势。必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和完善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裁决制度等，努力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纠纷的行政机制，这是新时期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论我国生态产业的理论诠释与制度构建

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产业是提供生态资源总量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并具有正外部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特征。生态产业是在遵循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理念下,破解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的重要实践。文章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最能直接保障生态产业的实现。构建自然资源物权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和生态购买制度为重塑生态资源的有效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     

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的多维分析及其实现

生态环境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内各环境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应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治理。随着跨域环境诉讼案件的增多，司法机关逐渐意识到传统的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的环境资源司法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诉讼案件。在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指引下，我国的环境资源司法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方法论对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进行重新建构，通过环境资源司法机关的内部与外部双向协同，以及司法全过程的协同推动环境资源司法朝向“司法协同”方向发展，并建立相关制度保障确保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切实发挥其制度效能，实现构建司法协同机制的目标。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法律保障——以地方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生态保护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应有之义。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创新,具有特殊合同的法律属性,对于生态保护和政府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在实践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法律依据不明确,在行政决策程序、预算法和合同法等层面的规则适用不完善等问题,亟须优化相应的制度设计为其扩大和推广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成立“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强化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适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效果后评估等核心制度;推进补偿金的全范围、全流程预算监管和人大预算监督;针对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特殊性,完善相关的合同订立、履行、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制度。     

论我国农业遗传资源保护中公权辅助保障机制的构建

尽管农业遗传资源权具有强烈的私权属性,但是相对于传统知识产权而言,它的实现更加依赖公权力的介入和制度保障。农业遗传资源公权辅助保障机制的建立应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我国境内农业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为立法目标。围绕该立法目标,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应该借鉴相关国际条约和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科学构建农业遗传资源管理机构和基本法律制度,实现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的多元政策目标。     

行政法中案卷主义规则应用的困境与出路——兼评2018《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35条

在行政法领域,作为正当程序核心的案卷主义规则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而在我国,案卷主义规则尚未确立并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35条更是对这一正在萌芽中的制度予以抑制。这不仅影响了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亦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构建,在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中引入案卷主义规则,以推动现代法治政府建设,实现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协调发展。     

法律父爱主义的可能困境及保障策略

法律父爱主义作为政府对公民关爱的集中理论体现，当前受到诸多关注，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又为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但是，父爱主义政策在复杂的行政权力运作面前，可能因为政府官员的有限意志、乐观偏见以及真正利益的难以界定而进入困境。通过平衡父亲义务和责任，构建高尚的行政伦理，可以保证父爱主义政策的顺利实施。     

论新型权利之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人权。环境权在理论上讨论得十分热烈，但法律实践却背离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权立法中，环境权从一种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但从环境执法的案例可以看到，环境权仅是一种法律宣示的权利。与环境权的立法相比，环境权无论在已规定环境权或尚未承认环境权的国家几乎都不被承认可以作为诉讼的根据。我国法律对国家、单位和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义务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但却很少涉及或没有明确说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在享受环境条件方面的权利，法律实践中也未出现依据环境权获得胜诉的案件。我国现有的环境权研究主要有两种学术思想：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我们需要搭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以及主流法学论者之间的共同的学术舞台，建构共同的学术空间，开放式地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致力于环境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的批判和重构。环境权研究必须跨越环境法的固有领域，寻找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自然生态资源法律保障机制重构

我国现有自然生态资源法律规范和生态补偿制度主要体现为公法性质,存在结构性缺陷,亟需利用公益性私权解决生态保护中存在的自然资源产权私权性与用途管制公权性的冲突问题,创新生态补偿银行、碳汇交易、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生态产品认证等私法途径,健全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机制等重构系统化的自然生态资源法律保障机制。     

西方生态主义及其对我国的警示和影响

生态主义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阶级政治的“新政治”;这种“新政治”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以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即生态优先、人权公正、基层民主、非暴力,这也是其四大政治原则。在未来的国际外交斗争中,要警惕西方在生态领域对我打“生态牌”,在生态主义的旗帜下对我国施加新的压力。     

自然生态资源法律保障机制重构

我国现有自然生态资源法律规范和生态补偿制度主要体现为公法性质,存在结构性缺陷,亟需利用公益性私权解决生态保护中存在的自然资源产权私权性与用途管制公权性的冲突问题,创新生态补偿银行、碳汇交易、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生态产品认证等私法途径,健全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机制等重构系统化的自然生态资源法律保障机制.     

土地生态安全保护及其法律对策分析

土地生态安全是保证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保护土地生态安全势在必行。一方面,考量当前土地生态安全保护的态势,土地生态面临着土地数量减少、土地质量下滑、土地利用结构扭曲的危险;另一方面,土地生态伦理、土地生态经济和生态法律秩序为土地生态安全保护奠定了理论基础。保护土地生态安全,应该完善土地生态安全法律体系、强化土地产权规划管理、构建土地生态补偿机制,以制度推进人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