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象征

象征是借助一种文化形式表达另一种意思的表意方式.是人类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心理活动的结果.象征文化通过隐喻、寓言、拟人化、符号、写意、对比等具体象征方式进行表意.象征文化的存在及其表意方式具有普遍性,而象征的内容则具有特殊性.借助象征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由表及里,完成从现象到本义的认识过程,从而完整认识文化的全部涵义.     

诗性隐喻的文化认知阐释

诗性语言是各种语言的源头。诗性思维远远超越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机制,诗性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更具深意的心理现象,研究从诗性隐喻出发,以夕阳为语料,旨在探寻诗性隐喻的深层内涵。研究显示诗性隐喻具有发现的深度,世界经验方式、思维方式、生命意识等方面所体现的诗性品质决定了夕阳诗性隐喻的多样性。诗性隐喻依靠认知力量的大彻大悟和比喻性语言的栩栩如生,充分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创新力和认知力。     

论艺术作为文化生成的符号本质与象征表达

艺术是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心灵化构成和想象性观念成果,即人类以“美”的方式反映与表达自身世界的一种文化生成,体现和反映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理解方式和表达观念。艺术作为一个民族反映世界的文化符号,承裁着一个民族自身“调适环境”的思维观念与情感态度,并且这种符号化的创造性构成总是在具体的世界关系表达中,延伸与丰富其隐喻替代与象征表达意义。民族文化的不同存在直接影响与决定着艺术的符号生成方式与象征表达方式,并体现和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成果,人们正是通过一个民族的传统艺术来认识民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军旅仪式的文化解读

军旅仪式是一种综合运用军旅文化符号以实现某种象征意义和情感体验的程式性活动,具有象征性、程序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军旅仪式对军队内部具有身份认同、信仰培育和审美拯救等功能,对外则具有引导大众文化的功能.     

从概念隐喻角度管窥壮英思维之共性——以壮英谚语为例

认知语义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于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构建了概念隐喻理论,这标志着隐喻研究脱离了以文学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研究的藩篱,进入到崭新的认知科学领域.语言学界已经意识到隐喻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手段,更是一种独具魅力、以一事物来理解认识另一事物的思维方式.本文在搜集和归纳壮英谚语的隐喻表述的基础上,验证隐喻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壮英两个民族中存在共性,进而挖掘其内在的体验哲学根基.     

“混沌”创世神话的原始象征意义与宇宙观

中外有关“混沌”的创世神话，在对世界宇宙的认知上具有相似形。它们不仅包含了具象与意象的原初思维方式，原始宗教——巫信仰，还以隐喻为认知方式，以象征为述事手段，记叙其哲学、科学、历史和宗教观。因此，“混沌”创世神话也就成为远古先民各种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综合体。     

浅论隐喻的构成及其本质与外语教学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又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化现象。人类思维的“基本过程”———形象思维,是表达人类本性和欲望的隐喻产生的重要原因。隐喻作为人类进行思维、认知的一种方式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共性特征,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民族性。人们对隐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目的与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因此,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必须将文化教学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神话的思维程序

神话的思维程序一方面以自然事件、生活事件和生产活动的发生、发展、变化程序为基础,同时又以想象幻化中的程序为基础。因此,神话的思维程序,也就成为现实中的事件和关系的发生发展的程序与想象幻化中联想的程序的混合物。神话是一种象征的文化,其思维是隐喻的思维,它借助直觉来传感和领悟,进行认识和思维活动。神话中的直觉思维程序可以有以下几种思维方式:1、以小观大;2、“举一反三”;3、以同致同;4、模糊估量;5、整体把握;6、幻想的因果关联。     

彝族撒尼人刺绣色彩象征意义研究

象征人类学在研究人类文化时,是把文化看作一种能传递信息和表达观念的象征体系.[1]对于象征人类学来说,所有事物都是象征和符号,它们充当着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彝族撒尼人刺绣,是撒尼文化的载体,同时又传达和表现了撒尼文化的意义.刺绣上面的颜色是这个象征符号系统中的要素之一.     

隐喻与外语词汇教学

隐喻不仅是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隐喻作为认知和语言的纽带,是整个语言系统发展和变化的原动力,在外语词汇教学中应充分运用隐喻知识,以帮助学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永久记忆。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琐事》

在拉康的象征秩序中,男性是超验的能指,女性扮演的角色是男性主体的"他者"、客体,是从属于男性主体的边缘人物,而边缘的内涵就是被统治、被压抑和被排斥.在《琐事》中,格拉斯贝尔却解构了这种格局,她将女性从男性主体中剥离重建,从被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异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让女性从一个被动客体转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从而颠覆了女性的绝对服从地位,也颠覆了男性的权威.本文拟从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尝试分析《琐事》中的两性关系和同性关系,揭示格拉斯贝尔对男性神话的消解.     

仪式与剧场的互移：对现代中国大众政治行为的解读

本文运用政治仪式和剧场理论对现代中国大众政治行为进行了模式分析和意义解读。认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大众政治行为在仪式和剧场中展开并互移;失控的仪式和自发性的大众行为通常演化为政治剧场;政治剧场富含象征意义,根本诉求是政治参与、公开性和民主;官方对政治剧场的态度在鼓励与弹压之间摆动;作为公众表达途径的政治剧场是中国政治过程的一种动力因素。     

社会文化现象的象征意义及解读--以木戛拉祜纳年节仪式的分析为例

用不同的文化象征法来研究少数民族年节仪式的象征因素时 ,不仅要借鉴不同的分析方法 ,还必须考虑到塑造社会文化象征意义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和内在差异。在相关分析中 ,研究者应该明确 ,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对社会意义的不同方式的解释 ,都是从不同角度表达的社会真实 ,不要忽视那些动态的社会文化意义 ,特别是隐藏在动态的文化再生产中的权力关系。     

符号权力视角下广告中的美女形象

走在大街小巷或是打开电视屏幕,充斥于人们眼球的总少不了美女广告的影子,无论是报刊杂志上引人注目的封面女郎,还是电视广告画面中充满诱惑的霓裳艳影,美女广告无疑迎合了当前商业社会的需要,广告中的美女形象不仅深得男性的认同,更使得女性认同了它的运作逻辑,并自觉自愿的以其中的形象为模板来塑造自己。这看似表达了大众隐秘的内在审美标准,深得大众的认可,然而这种审美标准的背后却充满了男权话语的叙述,所谓的＂美＂与＂性感＂无不深深的打上了男权的烙印。本文试图通过对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的论述,对广告中的＂美女形象＂进行社会学解读,探讨广告中的性别支配现象深层的原因,即当女性用一种男性的标准来看待自己时,她没有意识到她的思维方式包括行为方式已经被男权制的＂惯习＂深深的浸染了,并无意中成为男权制度的合谋和帮凶,从而从一个受害者又变成男权统治的压迫者、建构者。笔者希望借此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彰显女性的独立人格与尊严。     

两个父系社会家谱的编撰和利用——历史记忆、族群关系及传统建构的人类学研究

汉族周边社会的特殊性使人类学传统亲族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遭到了挑战,摆脱"历史的真实"和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模式的桎梏,从研究对象之传统建构话语体系的象征分析中寻找理解其自身问题的路径,是研究方法上一种新的尝试。针对两个不同性质父系社会家谱编撰和利用状况的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开展家族及亲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风水及文化积累的局限——旧金山华人移民的文化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居美国的香港华人极力想要在美国积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开始在旧金山的湾区购买房地产。他们带去“风水”的文化逻辑,即在他们认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的地方进行房地产投资。这一行为在当今这样一个跨国时代的背景下,向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积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新的移民也许可以获得文化资本,但却难于把它转变为社会资本,因为在象征资本和种族认同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也因此造成了他们在东道社会中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所以,文化资本积累上的局限对移民来说是十分明显的。     

广西壮族习惯法探究

文章对广西壮族习惯法的起源、产生、发展与运行进行了探究,认为壮族习惯法起源于宗教禁忌,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春秋末期的部落联盟时代,稳定于秦代,成熟于汉代,成文于清代。并依靠大小头人制度传承运行。这些习惯法对于保证壮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维护壮民族地区的共同利益,促进壮民族地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埃及与中国的近代教育比较分析

埃及与中国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两国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差异巨大 ,但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轨迹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代教育源于欧洲 ,具有学科门类多、涵盖范围广、社会应用性强等特点。埃及的近代教育兴起于 19世纪初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与维新时期 ;中国的近代教育产生于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两国来说 ,传统教育主要培养宗教人士、官员及知识分子 ,而近代教育则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培养各领域所需要的人才。埃及的近代教育有别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教育 ,中国的近代教育有别于孔孟之道的强化灌输。     

Are there Gangs in Schools?

Abstract

In the past, juvenile gang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ngs and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One of the greatest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however, surrounds the lack of agreement on the definition of a gang and, consequently,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school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method to (1) define a gang, from a triangulation of the perspectives of law enforcement, school principals, and gang researchers and (2)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schools in a three-state region. We determine that the type of definition used dramatically impacts estimates of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schools. The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finding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law enforcement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st, juvenile gang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ngs and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One of the greatest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however, surrounds the lack of agreement on the definition of a gang and, consequently,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school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method to (1) define a gang, from a triangulation of the perspectives of law enforcement, school principals, and gang researchers and (2)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schools in a three-state region. We determine that the type of definition used dramatically impacts estimates of the prevalence of gangs in schools. The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finding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law enforcement are also discussed.     

香港、澳门、新加坡行政主导比较

适应社会发展和高效决策的需要,行政主导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政治现象。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各国各地区行政主导的类型和表现不同,绩效不一。本文对香港与澳门、香港与新加坡的行政主导作比较研究,从政治制度、政府运作、社会条件等不同角度探求了不同形式行政主导的共性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