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来自于中央司法机构、地方司法机构与民间主体这三类群体具体行为的推动,而这些群体的行为受各自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支配。支配这些群体行为方式的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从＂多重制度逻辑＂来解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刑事诉讼文化的当代变迁

刑事诉讼文化的当代变迁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相伴共生、交互影响,深刻反映并体现了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在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司法实践相互适应、有效互动的过程中,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实现了以阶级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的转变,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刑事诉讼文化的未来发展不仅是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普遍适用的刑事诉讼观念的进一步认同,还需要对实质正义理念等传统诉讼文化中合理因素进行继受和对刑事和解等当下司法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提升,追求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实现刑事诉讼文化的转型创新。     

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刑事诉讼制度三十年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确立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结构。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拓展与推进。纵观中国刑事诉讼制度30年,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变迁的独特性。在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的当口,我们应该基于客观与科学的立场,明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道路的独特性,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建设的继续前进,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后发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建设提供一条具有借鉴价值的中国道路。     

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外机制条件探析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在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人权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有关文件对此制度进行了确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的机遇面前,一些学者就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条件尚存有争议。因此,在司法审查制度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专门就其条件进行了探讨,提出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条件外在社会机制条件和内在诉讼机制条件两个方面。     

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它寻求尽可能利用罪犯、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既具有刑事司法实践、刑事观念、刑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冲突。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理念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刑事观念、诉讼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等诸多方面。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近期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大体区分为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等三种模式。这一新型司法程序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利益需求,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获得一系列诉讼收益,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的和谐。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对抗性司法的“私力合作模式”,将被告人—被害人关系置于刑事诉讼的中心,打破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犯罪与侵权的界限,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长远地看,刑事和解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正式刑事程序之外的特别程序。     

日本刑事诉讼制度最新改革评析

通过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与被害人权利的平衡、加大打击重大犯罪的力度、强化民众参与司法、追求诉讼效率等方面对日本刑事诉讼制度近年来的改革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刑事司法的透明性,有助于提升刑事司法的民主性,有利于平衡各种利益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在立法技术层面上,其改革的内容分步骤实施,也值得称道.但同时,由于法律改革未对侦查程序进行根本性调整,也没有按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来进行,加之日本刑事司法旧有的弊端,使得日本刑事诉讼改革仍面临许多问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司法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为我国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促进司法的公正提供了良好的愿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完善,以弥补司法鉴定制度的不足。本文在分析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的措施。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

刑事诉讼模式变迁是指刑事诉讼模式所发生的新变化。从刑事诉讼历史发展来看,伴随着社会变迁的刑事诉讼模式变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型变迁,其中有的表现为潜移默化,难以察觉;     

试析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特点及其完善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法学理沦和改革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中,有些文章提出了刑事诉讼结构的问题。刑事诉讼的结构,是一个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它的提出和研究,反映了当前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介绍和研究英美法学的著作和文章日渐增多,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观念,开始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产生影响,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英美当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模式,来评断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的问题。应当承认,我国的刑事诉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

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行为模式,一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尽可能少的诉讼成本产出尽可能多的诉讼收益。权力与权利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两种基本因素,所谓诉讼经济也因之可分为权力的经济与权利的经济,而这两者的基本着力点、内涵与具体制度设置迥异。从古代到现代,刑事诉讼成本投入呈逐渐上升趋势,并从追求比较单纯的权力的经济演化为对权力的经济和权利的经济并重。从建构权利充分保障与权力有效行使兼具的经济性诉讼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亟需进一步改革。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参与异化之研究

被害人本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人,然而近年来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却常常出现习惯性的"跑偏",被害人的着力点更多放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被害人的参与逐渐从法庭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被害人参与异化。被害人参与异化表象形色不一,然本质却都是要通过异化的参与方式对裁判结果形成实质的影响,以期实现其诉讼目的。这种参与异化还呈现出由个案参与公共化、法律问题政治化、利益诉求多元化三种趋势。这又从个案层面、制度层面、思想信念层面对我国法治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易导致个案不公,诱发制度流变,甚至侵蚀司法权威。参与异化既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故,本文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现行法律规定的参与机制的障碍造成的"挤出效应"以及被害人救济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倒逼,二是司法权威的不足,三是转型社会的客观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借鉴了犯罪学中恢复性司法理念,确定被害人的参与权利,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被害人参与机制,保障被害人参与的合法性、有序性、有效性,打开被害人面前的法律之门。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实践阐释

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来自于多种主体的实践参与,更源于这些主体复合、交叉的作用与共同推进。这表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变革方式都与此前有很大不同。此格局的形成有着自身内在的深层逻辑。未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应在克服多种主体实践活动本身缺陷的基础上,延展成功的实践活动,发展出新的技术与方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变迁之路。     

刑事诉讼价值模式论析

<正> 刑事司法作为一项社会控制工程,其制度设定须达到两项基本标准,一是技术(手段)合理性,一是价值(目的)合理性。这两点即哲学上的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笔者曾提出“两重结构”理论(见《现代法学》1990年第3期),侧重于“工具理性”的结构、功能分析,本文则着重就刑事司法涉及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以及价值模式及其调整原则问题进行探讨,拟循“价值合理性”,开辟刑事诉讼研究的另一条新路。     

刑事诉讼模式新论

通过对刑事诉讼模式概念的梳理提出区分理论模型意义上刑事诉讼模式和社会存在意义上刑事诉讼模式的观点,认为理论模型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模式只是一种研究工具,更具方法论意义;社会存在意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因其文化特质不同而各有其精神与灵魂,我们面临的制度移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诉讼模式与文化模式的结构找到了契合点。     

刑事诉讼领域司法鉴定争议探讨

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案件有效侦破和公正审理的技术保障。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领域一直存在的司法鉴定争议日益突出。产生很多相关问题,既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对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司法鉴定争议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有效解决该问题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价值平衡论

共存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自由与安全两大基本价值的冲突,导致了自由价值取向的当事人主义和安全价值取向的职权主义这两种诉讼模式的并存,而这两种诉讼模式都是刑事诉讼价值失衡的外在表现.以当事人主义的英国和职权主义的俄罗斯联邦为代表的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昭示了一个真理:刑事诉讼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的平衡是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佳状态,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刑事诉讼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的平衡或失衡都是自由价值力量与安全价值力量相较量的结果,自由价值力量与安全价值力量的大小变化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动力.     

迈向实践:反思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知识体系呈现出四大特征:首先知识内容过度理想化。其次,而这一点与提供知识的生产者主要是法学家密切相关。再次,这必然会导致研究方法从"元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以演绎方法推演出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则,从而构建的刑事诉讼知识有一种自治性、系统性特点。最后,如此背景下的知识必然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中国刑事诉讼知识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刑事诉讼研究带有强烈的非实践性和意识形态性有着密切关系。要突破现有知识格局,则必须调整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亦即:首先,需要包括实务者和法学家在内的多元知识提供者;其次,研究方法要关注实践,注重归纳、经验与实证,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心态,建立一种可争论、可反驳的刑事诉讼理论。再次,在生产目的上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在内容上要求以本土中国为关注语境,从而构建中国刑事诉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