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古民间调解的作用及完善

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是通过德古调解而解决的,它是一种非诉讼的调解模式。德古调解具有鲜明民族地方特色,成为了很多彝族同胞遇到纠纷矛盾时的重要选择,德古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邻里和睦关系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通过田野调查对德古在民间调解中所处的地位、成因、作用、局限性等进行分析、反思和提出建议。     

论“德古”调解程序

千百年来，在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职业群体——“德古”。他们是习惯法的熟知者与传播者，也是民间的调解人和“司法官“。他们为彝族地区的人民和谐而美好的生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家支的头人，通过”德古“以及其特有的少数民族调解程序来化解彝家人的纠纷，已是彝族人们传统以来解决家支内部及外部矛盾最主要的方式。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在不断地被提倡，通过了解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的调解程序，对于满足社会多元的主体需求是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德字自商代出现,其最初的含义是“以弓缚首,牵之以祭”,用来赞美征服者的胜利。德在西周时被赋予普遍道德的含义,并由此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政治法律观念。春秋末期产生的儒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德治”的理论。德观念的演变正是那个时代社会大变革的反映。     

论“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理论基础、经验与展望——以杭州探索为例

法治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和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社会中．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对德治资源的整理与统合。杭州市“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整合．在理念、组织和制度等多层面统摄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回应．是落实和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法德并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是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夫妻财产关系考察凉山彝族传统婚姻习惯法——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本文以“偏僻角落”的中国最基层社会——“奴隶社会活化石”——凉山彝族的婚姻习惯法为研究对象,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为背景,通过对彝族传统婚姻法文化与我国当代婚姻制定法之间冲突与矛盾的意义解读和法学反思,试寻求一条实现二者调适与合作、协同与兼容的有效路径.     

“法德并重”对监狱工作的推动作用

“法德并重”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在监狱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监狱事业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法德并重”思想的提出是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其内容包括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保障性；政治决策的程序性、公开性；政治权力的制约性，执政队伍的高素质、执政指导思想的时代性，政治局势的稳定性。监狱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法德并重”思想通过政治文明这个系统折射到监狱工作的各个层面，转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保证监狱工作的健康发展。     

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的四重意蕴

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具有四重意蕴：一是整合性意蕴,是对既有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尤其是哈特和德沃金的法律有效性概念的总结和整合;二是超越性意蕴,哈特和德沃金将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对立起来,而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则将这两个维度统一起来;三是反思性意蕴,他将现代法律理解为行动系统,是建制化和合法化的统一,揭示出现代法律的实质是“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社会媒介”,法律之“应该”最终体现在法律之“是”上;四是批判性意蕴,哈贝马斯只是在“程序”这一维度上作出了自己贡献,现代法律的有效性应该是哈特的“形式”、德沃金的“内容”和哈贝马斯的“程序”这三者的融合。     

话说为官“德”与“才”

明朝冯应明在《菜根谭》一书里,把“德”与“才”的相互关系,说得十分形象、确切。他说:“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任奴用事矣,几何不(?)魉猖狂?”此话是说,“德”是主人,“才”是奴仆,“才”的一切行动,完全由“德”指挥。若有“才”无“德”,等于“主人”不管事,任你为奴仆的“才”胡乱行事。这样的“家庭”怎能不“鬼怪”横行?! 时下人事、组织部门擢拔官员的标     

以德治国刍议

德，在治理国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要走向进步、文明、民主、富强，是不能离开德治的。 　　“以德治国”，是几千年治理好国家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早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德，国家之基也”；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书中也说过：“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的根基。”道德，确实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根柱石。柱石一倒，大厦必倾；道德沦丧，必然是非混淆，导致邪恶滋生，历史倒退，国家衰亡。 那么，“德”是什么呢？ 　　“德”，是一个高尚…     

敬畏道德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最悠久的传统,它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创造,在西周时就牢固确立起了“明德慎罚”的原则。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全面地继承了“德主刑辅”思想,并对之扩展,加入了许多新内容,使之更具有伦理色彩和社会功用。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起,历代     

法律至上与和谐社会

法治是"中人"之治,它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只是底线水平,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君子"道德水平和所体现的对人的终极关怀是有距离的.法律至上的法治并不必然导致和谐社会,但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法与和谐社会的精神共鸣

和谐社会理念与民法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哲学基础分别是“天人合一”和“泛神论”,后两者所共同蕴含的主体意识和自然理性达致了前两者的现代交汇。构建和谐社会,民法在观念重塑、人格养成、文化修正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肩负重要使命。     

从宗法社会到公民社会——法治建设的逻辑进程

宗法社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人治的土壤。现代公民社会则是法治的必然结果。公民社会成熟的程度体现了法治实现的程度;反之,公民社会的成熟又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法治的完善。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权力解析及程序构建

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力,法律监督权和公诉权是其最主要的两种权能,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存在不可兼容性。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源自其公诉职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应该首先在宪法上明确其公诉职能,并以此为据,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设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特别程序。     

历史视野中民法的“多彩人像”

对“民法上人”的特点或称“色彩”的假设是民法制度展开及其正当性的基础。罗马法上的人具有多神社会中“家”的祭司和二元社会中“家”的主权者双重色彩。近代民法上的人像包括人是“主体”的世界、抽象理性人、孤立的“经济人”三重色彩，其底色——对理性和人性的乐观主义，是近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法律制度正当性的真正基础。人在工业社会的异化摧毁了乐观理性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揭示:人与人被无可避免地连结，非物质因素、非理性因素经常分别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嬗变中的现代民法上人像色彩包括:被连结在社会网络中受约束的人、混合了自利和激情的有限理性人、平等性丧失的“具体”人、去神圣化的人、相互协作、相互关心的人。     

谈民间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

民间组织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的一个缩影,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有效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转变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必要空间,并将带来政府对民间组织监督和管理方式的相应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将会从多个方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成为政府职能转变效果的重要表征和继续改革的信心来源与动力支撑。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社会保障主体义务分担机制研究——以政府履行社会保障义务为视角

2011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历史和现实昭示:各级政府履行社会保障义务的优劣,直接影响公民各项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应针对政府履行社保义务存在的问题,根据不同社保项目的特点,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社会保障义务的机制.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足鼎立中的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已成为当今政府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有效政府要能正确处理其与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能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优越性,同时,又要能不断提升政府能力,更好地履行其经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