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缺欠的文化控制——至善主义文化的建构

人性的贪婪、自私自利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为了避免由于人性的缺欠而引起道德败坏，社会混乱，必须建构至善主义文化以对抗、克制人性的缺欠。儒家、道家、耶稣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在东西方建构了各自的至善主义文化体系，以导人向善，止于至善。本文详细地阐释了儒家、道家、耶稣用什么方法建构了自己的至善主义文化体系及其内容，以解决自己时代甚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中西诚信伦理的主要差异

中国人的诚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诚信”思想通行于社会之际，是人之道、社会之道。依人的本性、天的本性，向人、向社会与自然扩展出去，靠上下君臣子民的善行实践而彰显其价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历代思想家均极为重视人格中的诚信问题，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对人的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也极为关注，充分展示与确认人之为人的价值，即追求“成人”。儒家认     

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良法观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良法观,我们可概括为法律的真、善、美三个字,这是良法的基本内涵.法律之"真"包括立法之真、守法之真、法律实现之真.我们认为还权于民,充分赋予公民权利,此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之善";真正地还权于民,落实权利实现的制度、程序并排除权利实现的种种障碍,此为现代法律的"善之善者也";法律之实质之美是法律的内在之美,这是法律之美的关键.     

和风同尘中的忠恕之道——《论语》中的人生和政治智慧

儒家学说自西汉被尊为中国的文化正统,甚至成为东亚地区文化之表征:孔子也被后世尊为圣人。吴宓颂之为: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创。向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其绝妙之处,还在于读《论语》,就好象聆听孔了本人的娓娓道来,一种间于避世与合污的和风同尘之     

"家国同构"的家国之理

"家"是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传统中国人"修身"的物理与心理栖息所,人性、伦理和德行的养育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具有试图打通"心理""伦理"与"治理"的鲜明特质。推进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象乃至世界担当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化解"家国矛盾",塑造"家国合力"。     

重思儒家对道德两难的化解

道德两难在儒家那里典型地表现为所谓的“家国冲突”，而儒家对此两难问题的化解方案通常被认为是采取了“舍国为家”的原则。然而，这一过分简单化和表面化的理解方式似有误解儒家伦理真义之嫌：从孔、孟到公羊再到朱子的儒家经典文本中或能辨析出一套更深层的道德两难化解方案，即在“舍国为家”的表象背后或许隐藏着一种强调“经权相济”的更具实践智慧的儒家道德评价模式。如果这一解释是合理的，它将有益于深化对儒家伦理文化深度的认知，从而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论辩儒家伦理时所面临的缺乏基本共识和同情性理解的僵局，进而能为促进儒家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恰当的认知起点。     

张载的人性修养论

张载认为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至善的天地之性。而要回归天地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继善成性"就是要保存、继承天地之性;"变化气质"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集义"、"养气"是人性修养的基本工夫,通过"集义",养得"浩然之气",就能与天为一,成性成圣。     

先秦儒家诗意言说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及意义生成机制

先秦儒家处于"神谕论"向"人义论"嬗变的文化语境中,为了有效地宣扬其政治伦理以及道德修养等思想,采取"托古言志"、"以诗言志"、"比德喻志"等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诗意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意义生成机制主要体现在按照"以善统真"、"以美促善"原则去导引倾听者"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而"修于己".     

中国人性的真、善、美

中国人的本性既有优良的特质又有消极的成分。中国人性的真、善、美分别表现为智性、德性、乐性。现代中国人只要努力挖掘出人性中的真、善、美，发挥其独有的睿智、善德和乐观,一定能再造中国的辉煌。     

从日本现代化看中日文化的差异

中日两国古文化有很大相似性,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引进中国儒学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内核与外缘文化差异导致的对儒学理解与运用结果的不同以及自我意识、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与适应世界形势能力的差异,造成了中日两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冲击"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日本把握住了世界发展大势而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却至今仍未完成全面现代化的使命.面对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如何把握这次契机,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服务,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将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论“仁爱”与“兼爱”之异同

关于儒墨两家思想比较研究,学界多有讨论和辩争,有主张二者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的,也有认为原则有别的。对此,在立足前人之论的基础上,分析儒墨两家"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儒家讲"爱",发自人之内在性情,以"情"说"爱",由"爱"而"仁’;墨家讲"爱",以"情"为"理",由"理"说"爱"。儒家讲"爱",严于"利"之界限;而墨家"兼爱",则以"交相利"之"利"来诱导。儒墨"爱"之学说的差异使得儒墨两家不仅各趋一途,而且其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亲和程度也大大影响到儒墨两家在后世的存续。     

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自信的广泛内涵与实现路径

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却总能渡尽劫难而生生不息,这实际上依靠的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传承着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面对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急剧变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使之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提供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礼记·乐记》人性论新诠——兼论其在先秦儒家人性论发展脉络中的地位

关于《礼记·乐记》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中华友善家风的传统文化意蕴及当代价值

友善家风是对中华仁善家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众善奉行、诸恶莫做,奠定了它的思想根基;善待亲朋、关爱邻里,构筑了它的思想起点;家国情怀、乐善好施,体现了它的思想升华。友善家风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它不仅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径,更是推进并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力量。     

圣人行易——《周易治要》修身主体研究

《周易治要》居《群书治要》之首,其修身思想通过圣人行易为榜样而展现。首先,"极深研几"是圣人修身的心法,从心念善恶毫端予以觉察、控制,保持心念纯善则言语行为自然不邪,此其修身简易之道。其次,"崇德广业"是圣人修身的一种境遇实现,以至德而处尊位,内圣足以外王,以致德化百姓、天下太平,此其修身变易之道。第三,"久于其道"是圣人修身的本质属性,圣人之修身为常道,如天地恒久不变,不会因为境遇顺逆发生变化,此其修身不易之道。总之,圣人由天象而深察自然规律、人性本质,进而正心以修善一身,以一身善德随着境遇感化一家、一国,乃至天下。     

董仲舒人性学说的重新诠释——对“性三品”说的质疑

学界对董仲舒的人性学说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大都认可＂性三品＂说,这不符合董仲舒关于人性学说的本质。＂性三品＂说并非董仲舒首创,且其本身指意不明。董仲舒论述的重点在于＂中民之性＂,即人性总体的善恶,并着眼于论证社会教化对人性发展的作用,从而将政治、教化与人性三者相关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也符合儒家传统的人性论证逻辑。以董仲舒关于人性的意指和目的作为其人性论推演的逻辑起点,通过《春秋》＂正名＂之法的层层辨析,必然得出人性＂待教而善＂的结论,这也是对董仲舒人性学说的合理概括。     

“王道”精神在台湾的体现

正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在30多年两岸隔绝期间,多数时间始终秉持中华传统文化,崇尚仁义道德的"王道"之治。当年虽是威权时期,但是台当局所任用的学者、官僚,仍然具有儒家的传统精神,在教育上也能够延续"王道"文化的特质,让学生从小就接受"能而不强,不霸而王"的思想。台湾新儒学代表之一的徐复观认为,"孔孟的真精神追下来,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又说:"今日真正的     

浅析生态公民的基本规定性——基于真、善、美角度

人是文明建设主体,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生态公民,其素质高低关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寻生态规律之真、达生态道德之善、臻自然诗意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生态公民的基本规定性.     

章太炎人性论的三个层次

章太炎人性论显示出清晰的三个层次:当人因其具有"三根六欲"这些自然属性而成为自然人时,人性是无善无恶的;当自然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不断受到熏染而成为社会人时,人性是善恶兼具的;当社会人通过内在心性修养不断弃恶扬善、亲证无我而成为理想人时,人性是善的,而且是一种最高的善,一种本原意义上的善。贯穿于这三个层次之间,有一条主线,即突显人的主体性。     

儒学文化自觉思想的现代意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正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主动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应借鉴儒家学说的"自我觉醒"理念、"自我反省"哲学以及"自我重构"意识,推动文化自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