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云南沿边地区民族教育与边防近代化

云南教育近代化的努力是在清末边疆危机背景下发轫的,而沿边地区民族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则滞后于靠内地区,直至民国时期才得到一定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云南教育近代化的评介、近代云南教育与社会变迁等领域.我们认为,沿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与边防事业巩固、国家认同强化等问题关系密切. 一、晚清边疆危机下云南教育近代化的努力 清末民族危机背景下,爱国人士把学习日本和欧美的教育制度作为民族救亡的途径之一,主张建立新型学校,吸取新知识文化.于是,与"义塾"、"私塾"迥然不同的新学校纷纷在各地建立起来.辛亥革命后,各类学校发展愈加迅猛,逐步建立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

<史记>"四裔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部简略的秦汉边疆民族史,是研究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发展最基本的文献.司马迁以黄河流域为地理基点,以华夏文化为中心.逐一对汉朝边疆的民族按方位进行了叙述,全景式的再现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的发展概况、生产力水平、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情况,对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意义重大.     

应更加注重边疆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

正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保障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的主体力量。应从具体构建共享机制的高度,把对民族地区的支持进一步具体化、政策化。两年前,云南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已全面启动。这件大事是党中央、国务院所确定的。我国是一个拥有很长边境线和广大边疆地区的大国,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特定的地域概念,这些地区内世代生活着各少数民族,同时,一般边疆民族地区还有着特殊的人文传统、历史承接、地理地貌甚至气候物产。长期以来,我     

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从世界体系思想来看，所有非内生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就叫“近代化”。受近代史与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对“外交近代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概念与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就是特指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时期，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以国际法观念为主导的近代西欧“条约体系”转型的过程。它介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政治学之间。“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受近代国际体系的制约，制度性的不平等是其本质特性。     

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

作者提出一个研究台湾政治的模式 ,即“省籍 -族群 -本土化”研究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用来解释当代台湾政治的种种现象。为此 ,先对“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概念加以明确的界定 ,详细论证“省籍、族群”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点 ,接着说明和论证这个模式的 7个基本要点 ,并用当代台湾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践进行验证 ,证明这个模式有助于对台湾政治做出“简化”的解释。此外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模式的适用性 ,还提出若干预测 ,留待历史的检验。     

以绿色消费促进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建设

绿色消费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消费模式.绿色消费不仅是解决能源、资源短缺的有效手段,也是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的有效途径.作者从探讨绿色消费体现"两型社会"的内涵与本质入手,进而分析绿色消费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内在动力,提出必须实施四大战略体系,倡导绿色消费,走绿色发展之路.     

"五花爨弄"及其意义新探

"五花爨弄"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关于"五花爨弄",近世学者研究已多而分歧亦多,至今仍然悬而未决.本文考订认为"五花爨弄"即南诏、大理之高级迎宾馆--五花楼内所表演的一种爨系乐舞,渊源于爨氏统治时期的"乐人幻戏"."五花爨弄"于北宋末传入内地后,不啻巨大地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且直接丰富了中国汉语言的表达.由此揭示,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文化影响是相互的,虽不排除内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更大.     

县、市级政府电子政务的"三位一体"模式

通过案例分析了国外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借助现代通信技术,改进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模式,根据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一站式"电子政务门户、"一号通"公众服务热线、乡镇一级的"柜台"公众服务中心等县、市级政府电子政务"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体系框架.     

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

从边疆民族聚居地区迁往人口异质性较高城市的少数民族,是否都会变成"碎片化"群体?不同的民族会发生什么不同的变化?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创新-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深圳市和昆明市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的"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等.这些情况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出了重构的要求.     

证据法律模式论——从民事诉讼的视角

对证据法律模式理论的研究和论证,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几近空白.对这一新的证据理论的研究,既需要法哲学的指导与启迪,充分运用"法律模式论"的理论,又需要对诉讼模式和证据法律模式的关系的正确把握,同时,亦需要对各国证据法律模式进行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比较.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与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特点,以证据法律模式与诉讼模式的互动关系为基础,首次提出了证据法律模式的双重含义理论.即证据法律模式应包括宏观模式和微观模式这两层含义,证据法律的宏观模式与其诉讼模式相一致;而证据法律的微观模式则是指抽象意义上的证据法的结构样式和证据法的各个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以此为出发点,将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界定为宏观上的现代职权制模式和微观上的"原则-制度-程序--规则-概念"模式;而将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界定为宏观上的对抗制模式和微观上的"规则-概念"模式.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我国现行证据法律的分析和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目前证据法的模式,从宏观上看,应属中国式的时抗制模式;而从微观上看.则属"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无疑,证据法律模式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理论,对我国统一证据法的制定和理解及适用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