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坛“双陈大战”

撰写《台湾文学史》，在台湾被称为“一项何等迷人却又何等危险的任务”（杨宗翰《文学史的未来 /未来的文学史？》，台北，《文讯》 2001年 1月号）。这里讲的“迷人”，是因为至今还未出现过一本严格意义的《台湾文学史》，要是有谁写出来了，就可落得一顶“开创者、奠基者”的桂冠。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台湾文学史》编写中，充满了“统、独”之争。但有人眼看大陆学者撰写了一部部厚厚的《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传进岛内，便大喊“狼来了”，于是下决心自己写一本所谓“雄性”的“台湾文学史”，这样便有了以“台湾意识”重新建…     

艺术资讯

“台湾艺术新世代”在京展出 “台湾艺术新世代”希望突显的是，当代艺术“活在当下”的精神和状态、不断发酵的思考、与反复进行的思辩。本展用以与人分享交流的是仍在进展中的一个台湾创作族群和一个特定时空的文化现象。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

重写中国新诗史 ,既要考虑对历史负责 ,又要考虑现实的感受。需要消解惟上是问、惟主流意识形态是问的积弊 ,尽量避免“流变史”式的习惯路数 ,着力强行“引入意义” ,建构谱系。对历史真实的修复 ,对艺术真实的修复 ,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 ,对民间立场的修复 ,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 ,对新诗之典律的修复 ,当是重写新诗史之必要且合理的基本思路。     

“诗史”意识于明清文学之特质

“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这种种对经史学说的论述直接导致了明清“诗史”意识的形成。于是，以诗代史的“诗史”观便成了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这既是“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史观的延伸，亦是易代之际特定时空的产物。而后，“诗史”观内涵的深化，使得诗与史的文体界限被打破，出现了诗学与叙事彼此交融的趋势。尽管这种交融并没有在根本上影响诗、史分家的传统，但诗学与叙事之间呈现出的良好互动，使得明清文学呈现出崭新的特色。     

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试论晚清台湾词的文学意义及文化意义

清代是词学的全面复兴时期,然而海峡东岸的台湾在人清之后的前二百年里却没有产生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到了晚清,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同时出现了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和林痴仙等本土词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晚清台湾的历史风云和沧桑剧变,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生平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晚清台湾词的文学史(词史)意义突出体现在“词史”与“词体革命”两个方面,而历史文化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台湾情结”和“爱国深情”两个方面.晚清台湾词作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不应被词史研究忽视.     

文学史应该怎样“重写”

<正> 在近几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赞成重写文学史。但对于怎样重写文学史,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源盖出于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曾文渊认为.正象中国有两种改革开放观一样,文学上的改革开放也有两种:     

从《诗畸》看清末台湾社会

《涛畸》是台湾第一部诗钟总集，所录作品题材多样，内容庞杂，既有对文人心态及淫逸生活的记述，也有对科考定制及相关风习的载录；既有对官场规则及腐败风气的摹写，也有对历史风物及社会风情的体察等等。从单个作品来看，《涛畸》所描绘的也许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雕栏一画础”；但从整部钟集看来，它所反映的却是清末台湾宏大而壮阔的历史图景，堪称“涛史”。     

变革 转向 契机——看台湾艺术新世代

台湾新世代艺术家们在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似乎本能地变得非常地自觉，自觉到个体和他者、历史和社会等诸关系的角力。这种创作主体的高度自觉已从”艺术是什么”的本质论思维转变到“艺术可以是什么”的认识论思维。     

论闻一多新诗的民族化建构

本文论述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历史碰撞中，闻一多致力于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建构。阐述了闻一多以身体力行，在新诗格律关、神秘美、民族精神等三个方面的贡献。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女神》书写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价和认知可以明显分为建国初期、"文革"结束初期、80年代以及近期四个阶段。尽管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一致认同,但是出于不同时期文学史观和书写思维的差异,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书写者对《女神》的书写角度和表述方式也相应存在差异。而对这些"同"和"异"的梳理与研究,既是《女神》接受史的浓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局部"抽样"。     

论徐志摩诗歌的古典浪漫主义精神

徐志摩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将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纳入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中,实现了“浪漫”与“古典”的完美统一。本文从意象与意境的生成,音韵、节奏与复沓手法所造成的音乐美以及诗歌体式的创新上阐述徐志摩诗歌对于古典浪漫主义的传承,探讨其诗作获得永恒艺术魅力的原因。     

京派小说的人性关怀

人性是京派建筑文学理想大厦的核心,京派文人厌恶都市文明,赞美乡村世界,他们通过＂爱＂与＂美＂来构筑美好的人性。京派的女作家凌叔华、林徽因从自己的女性体验视角肯定了女性的情感,积极呼吁女性的人性自由和精神解放。     

台湾后现代散文差异空间美学研究

台湾后现代散文在思想与文体上的新变令人瞩目。以林耀德为首的台湾后现代散文作家形成四度的时空观念,其散文作品呈现出差异空间的多重象征系统,散文的时空形态也表现为差异的、多元的、解构的与未完成的多种特征。台湾后现代散文的差异空间美学是后现代散文空间诗学的重要理论创生点。     

浅谈古典诗歌中的地名英译问题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在诗歌中,地名既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存在,也可寄寓诗人的主观情感而构成诗歌意象。"三化"理论(深化、等化、浅化)作为传达诗歌"意美"的有效手段,也是诗歌地名英译的重要方法。将意象的概念引入诗歌地名英译中,在"三化"理论的框架下探讨古典诗歌地名英译的具体方法,或可为诗歌英译提供些微思路。     

牟宗三对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性造成道德与知识的紧张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牟宗三会通儒家心性之学和康德哲学,用"一心开二门"的哲学架构,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肯定良知,确立德性的优先性,又给知识以恰当的安排,是牟宗三穷其一生对现代性所作的积极回应。道德形上学的重建无疑再植了儒家思想在现代性中的智慧灵根。     

李长之与沈从文文学批评观之比较

李长之与沈从文同是"京派"文学批评的大家,但其批评观亦有各自的独特性。将两者的文学批评放置在"京派"批评的范式内做比较,可以彰显其批评个性。"京派"本是个倡导学术自由、宽容的松散学术团体,这种"和而不同"式的学术存在方式正是"京派"自身生命力之所在;同时,众多"京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百花园。     

启蒙的遗产与失败者的再出发——从《雪盲》看保钓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

郭松棻的小说《雪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小说深入刻画了知识分子主体与家国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与鲁迅文本的互文书写中表达了一代保钓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启蒙与理想的认知与反思.这篇小说通过三位知识分子在“立志”与“沉沦”之间的复杂命运关联,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鲁迅式的寂寞,正是这种失败者的寂寞使写作主体得以摆脱宿命式的自叹自怜,向熙攘的人间求得重新出发的可能性.     

台湾与中华的交织：蒋渭水反殖民斗争之思想与实践——兼驳“台独史观”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台湾本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经历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人生历史阶段,其反殖民斗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政治上定位于中间偏左派。在为争取台湾人政治权益而斗争的同时,蒋渭水身上还体现出广大台湾民众所具备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抵制殖民同化政策的坚韧民族性格,历史的事实足以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是多么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