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中保护公民权利的研究

公民权利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十分密切,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本文指出公民权利意识和观念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基础,公民权利平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选择.     

美国宪法中公民权利变迁考察

美国宪法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以此为契机,美国宪法在随着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更新完善,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宪法的不断发展,其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范畴以及主体权利范围不断地扩大.由此,在对美国公民权利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具有重大意义.     

依法行政与公民权利

依法行政应该是行政权力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而非单纯行政机关的问题。公民权利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天然地具有推动依法行政的内在动力。但是由于当前公民权利缺乏具体制度的保障,也就很难形成对于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力量,进而使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缺乏宪政的基础。因此,推动依法行政的一个基础工作就是必须强化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初探

在近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享有不仅仅体现在人身自由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某种意义上更多地体 现在政治权利;社会稳定应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相对的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社会稳定 意味着保障和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享有。     

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宪政解读

公民权利是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主体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实施权利需要配置资源,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宪法规定的农民的公民权利被搁置,造成农民公民权利的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的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国家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

从公民资格权利发展角度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分析、解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宏观发展轨迹。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取得了一定进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公民权利内容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充实,社会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尚处于探索当中。从宏观角度看,公民资格诸权利呈现出分化发展和相互推动的特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构成公民资格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户籍制度对权利的分等作用弱化,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的普遍化进程加速;程序性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仍然不足,呈现出探索性特征。     

公民知情权:和谐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知情权是一项新型的公民权利,体现着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本文分析了公民知情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规范、制度、政策和绩效合法性功能。要保障公民知情权,发挥知情权的积极功能,必须规范政府的信息告知和信息服务行为。     

论公民权利保障与限制的对立统一

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限制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从表面上看 ,两者是对立的 :对权利的限制越多 ,则享有权利的范围越小。两者的对立 ,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立。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观念 ,它们实质上都属于“纯粹理性”的范畴。秉承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我们发现 ,权利保障与权利限制是统一的 ,它们统一于“人”这一客观实在 ,统一于“权利保障”对于人类发展的现实意义。这一结论也可从各国宪法的考察中得到证明。     

论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宪法有两个基本功能,即规定并保障公民权利,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宪法的精髓,宪法的实现,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     

迁徙自由：值得期待的宪法权利——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

1998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在签署时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应当得到尊重，但人权的普遍性必须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国力增强的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更多地实现。迁徙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曾是中国公民的奢望，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深化，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性及其制度基础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内涵的辨析、特性的描述,及对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进行探讨,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和制度来保障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这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预防和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正审判权

公正审判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正义,是实现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介绍了公正审判权的内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相关的人权文件并对公正审判权的涵义做了相关分析.     

“实名制”的法治忧思

有一种管理叫"实名制",有一种期许叫权利自由,二者之间在法治的背景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随着近年来实名制不断推陈出新,人们在关注其方便政府管理的积极效果同时,也越来越质疑其对公民权利带来的限制.到底哪些领域有必要推行实名制?其背后有哪些权利冲突?采取实名制应遵循什么样的标准与原则?这些都是法治社会必须厘清的前提性疑问.     

公民权视域下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支持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因素,他们在城市中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从公民权视角提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支持,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消除社会排斥.维护农民工的公民权,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平等的劳动就业政策、分类分层的劳动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公民选举权利本质剖析

本文认为，加强研究公民选举权利对改革完善选举制度意义重大。剖析公民选举权利本质，既要揭示所有公民权利的共性本质，又须阐明选举权利的独有本质特征。历史上的公民权利理论都没有说明公民选举权利的本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公民选举权利的本质有其历史必然性，但目前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本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了物质财富是公民选举权利本质的观点，并阐述了其丰富内涵     

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

国家义务对于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现已经成为主导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轴,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应成为现代公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现代公法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国家义务直接源自于公民权利并决定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以公民权利为目的,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以国家义务保障公民权利,是对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超越。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民权利之新探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民权利不同于消费者权利.它是公民面向食品安全其他治理主体的权利,是贯穿于整个食品安全工作全过程的权利,是以“公权利”为主的具有双重属性的权利.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民权利可以分为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前者主要包括评论权、了解权、申请权,以及动议权等;后者主要包括获得通知权、获得理由权、不受妨碍权,以及获得奖励权等.《宪法》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民权利提供根本性规范依据,《食品安全法》则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公民权利提供直接性规范依据.     

论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依靠每一个个体民主意识的加强。因此,加强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是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