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

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各国宪法之通例 ,“公共利益”和“法律保留”分别构成了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对于公共利益和基本权利的关系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即“外在限制说”和“内在限制说”。“内在限制说”的危险性较之“外在限制说”为小 ,但其可能提供的权利保障范围也小于“外在限制说”。而且 ,“内在限制说”有着为严谨的法学学理所不能容纳的逻辑问题。故而 ,可以采纳的学说仍然是“外在限制说” ,但是必须通过确定一定理念与规则去消除其危险性 ,也就是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的限制 ,对“权利的限制”进行限制。     

论所有权的限制——以公共利益为动因

所有权是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因为权利是法律规定和确认的,所有权的行使也必须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其中基于公共利益的动因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则是对所有权进行限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本文拟从这一方面进行阐述、探讨.当然,一个需要首先界定的问题是本文所指“限制”仅在“征用、征收或剥夺”这一意义上使用.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限制维度——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从思想史中考察立法权正当行使是否应当受到限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脉络。一个脉络认为立法权行使应当受到限制,尤其是立法权行使存在着内在限度;另一个脉络从主权学说入手,从逻辑上推出立法权行使不应当受到限制。就这个论题的当代意义而言,我们可能并非需要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洛克林对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划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当下中国立法权要实现正当行使,必然需要接受限制,更为重要是,我们需要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范畴来审视、检验中国当下的立法。     

我国司法机关“法规制定权”探讨

司法机关的“立法权”是一种重要的权利。这一问题没有引起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注意。司法机关的“立法权”不同于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 ,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近几年来 ,我国司法机关根据司法管理的需要 ,行使了“司法立法权” ,制定了一大批司法方面的法规。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法律的“内在道德”的两个维度——再访富勒自然法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富勒新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也是解读富勒法律理论的重要线索之一。 作为法体系的内在道德，是现代自然法复兴的产物。理解内在道德的关键在于揭示其可能蕴含的形式维度与 接受维度。从当代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争论的情况来看，形式维度的内在道德证明了法体系中包含必然的道 德，在这个层面上打击了“分离命题”，接受维度的内在道德却可以和实证主义的“来源命题”兼容。由此，富 勒的程序自然法进路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超越传统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框架的新法哲学可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

<正> 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并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对我国地方立法权的丰富和发展。它不仅在根本性质上区别于目前港英政制下的立法权,同时也区别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地方立法权。它是具有新的内容,体现“一国两制”,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的政治体制,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的地方自治的立法权。 Ⅰ.立法权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在近代     

步入过渡时期的澳门立法现状

将于1999年回归祖国、目前仍受葡萄牙管治的澳门,长期以来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或“海外省”而生存和发展,绝大部分的立法权均操在葡萄牙这个“宗主国”手中,澳门本身只亨有非常有限的立法权自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实施后,澳门本身陆续制订相当一部分的属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方面的法律,形成了澳门现行法律,可以说是葡国立法与澳门立法兼有并存的状况。     

结社自由的司法保障

有关结社自由的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司法机关通过判例的推动有关。从结社自由的司法保障角度分析 ,最主要的就是结社自由与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防止骚乱或预防犯罪、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社会道德以及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受侵害等事项之间的关系。对结社自由的正当限制必须是一项“由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 ,必须具有法律所确立的某种合法目的 ,并且是“民主社会所必须的”限制     

中、美两国立法限制的比较研究

立法限制指对专门立法权的限制,其必要性就在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保护。本文对中、美两国宪法在立法限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安排两方面进行了比较,指出造成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的历史传统、制宪背景、立宪思想等方面的不同。     

论我国死刑制度立法理念及其完善

本文首先介绍了死刑制度及其历史沿革,通过死刑存废之争,以及各国立法例的探讨及法律发展,指出中国现阶段不宜废除死刑,但应通过立法、司法等限制,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并对中国刑事法的发展提出立法预测———中国刑事法人道化。     

立法权去中心化与立法模式转变

立法权本应属于人民全体,只是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但是立法权的所有与行使的分离使其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导致立法权在行使时出现趋中心化:立法权绝对化、非理性化、将立法权而不是公民作为立法过程的核心。因此,应着力实现立法权的去中心化,实现立法权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变革。立法模式应该实现由单一政府立法到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的转变,更多地发挥公众、社会团体和专家的实质性作用。     

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

就对权力的规制而言,一个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当是最为根本和富有实效的,然在这一根本性前提尚未具备且短期内难有实质性变化的境况下,程序对于控权的意义更应被特别强调,尤其在如《行政诉讼法》这样的程序性立法中.因为对权力的规制需要程序要件的满足;权力行使的过程性要求对其制约的程序性;程序特别是正当程序本身即为控权机制;程序制约的过程正当性是法治之德的核心;程序的牵制性有助于催发权力结构的合理变化.但遗憾的是,在如《行政诉讼法》这样的控权性质相当浓厚的程序性立法中,由立法目的所体现的对于权力刻意维护的立法指向却是需要深刻检讨的.     

论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的立法范式与体系逻辑——以应对突发疫情事件为例

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适当限制是平衡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必然选择。基于特定的紧急背景在公法中设定个人信息保护限制,虽有助于集中力量驱逐疫情,但往往忽视对作为私权客体性的个人信息对象考察,容易侵犯个人信息法益。当前我国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限制规定虽符合疫情防控下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的紧急需求,但缺失对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以及合理实施的进一步解释,亟待更精细的规范进行界定。这表明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时,我国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合理限制问题时出现了制度缺位。原因在于,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都无法独自处理好疫情防控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限制问题。公、私法二元性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契合数据治理理论的内在属性,也是风险社会中公私法协力的必然要求。重大疫情背景并不决定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的二元范式,这是由个人信息的属性本身所决定的。公法和私法分别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限制规则均具有部分正当性来源,但从法律的实现效果以及比较立法趋势来看,将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置于一部公私复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中更符合时代发展。文章最后在该立法范式引导下,反思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立法体系逻辑,并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立法完善的建议。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论民法典法定离婚理由的设计及残疾人权益保护

正在制定的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56条是整个离婚制度的核心。其立法主张和立法技术彰显了整个离婚制度的价值追求和逻辑体系。但是,从整个制度设计上看,其也存在利益失衡和逻辑失范之处。其概括条款"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缺乏对"重大"和"有责配偶请求权"的限制,整个离婚理由缺乏"苛刻条款"等平衡弱势配偶权益的制度设计。上述缺陷对残疾人离婚权益保护具有负面影响,借助对残疾人离婚案件实证分析所得出的数据,参考世界最新立法例和国际社会最新相关成果,增设"重大情形""残疾人配偶提出离婚需设限制性条件""苛刻条款"以及限缩"第830条重大疾病范围"等立法建议,将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离婚制度构建中残疾人婚姻权益保障有所裨益。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我国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政治后果分析

本文以建国以来中央——地方立法权限演变的历史说明地方立法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市场化发展和民主化改革是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动力,并以事实和数据剖析了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现状,从社会影响角度分析了地方立法权限扩张的政治后果,从保证中央立法权威、党政关系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证了目前我国立法分权的发展还不能影响到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因此,应将注意力从关注"到底放不放立法权"的问题转向"如何放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     

谁是“立法者”？——政治哲学和制度实践的诠释

对“立法者”的法理界定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意义深远的问题。在立法学上,它要解决的是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它是探究“立法者原意”时究竟应该探寻谁的意志的深层追问。现在人们对“立法者”的概念使用莫衷一是,或指有权的立法机关,或指参与法案起草的专家,或指重要的立法辅助机构,或指实际起决策作用的立法机关首脑或组织。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揭示“立法者”的真实涵义。在民主政治社会中,从最本源和终极意义来讲．人民享有最终的立法决策权．人民是立法者：而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人大代表（议员）才是实际的立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