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的跨文化对话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是西方国家行政学中一个有经久影响力和讨论价值的理论,被专家们认为是行政管理实践的核心要点。本文运用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考察中国的国家管理实践,揭示其分析价值,沟通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对话。笔者提出,如果理解正确、运用恰当,西方政治与行政两分的讨论可以为中国进一步的行政和公共政策改革提供十分有益的视角和思路,即：注重政治与行政的专业化分工、加强独立问责、以民主政治和精细化管理的精神改革中国的政治决策程序和提高政府机关的行政能力,综合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     

法治化取向——对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生态分析

政府机构改革的法治化取向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运用行政生态学理论观察、分析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传统文化观念对法治化取向的影响,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深化改革的认识,推动国家实现法治化的进程。     

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及启示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而行政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载体 ,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 ,是政府与市场的连接点。所以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也是一国政府能力大小的显性表现。如何建立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是各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文章以美国、日本、英国政府机构改革为切入点 ,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一般规律 ,以益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西方国家企业化政府改革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企业化政府改革为西方国家僵化的政治、行政管理提供了新的活力,相当程度地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更多公众的公共服务需要,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原有行政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企业化政府改革思想,通过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和市场导向意识、培育社会自治、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等手段,建立一个精干、高效和廉洁的政府.     

国外行政问责制的经验及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的必然诉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当代各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努力建立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行政问责制是一个有效率、有公信力现代政府必须的良性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     

大力建设创新型政府

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便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创新不是一般的改革，它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没有创造性，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那些政府改革，不属于政府创新的范畴。     

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与时代精神

行政改革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引入注目的现象。行政改革是研究西方国家时代精神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西方主要国家近几十年来的行政改革，彰显了它们积极革新，以人为本、注重责任，追求和谐、突出合作的时代精神。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改革的积极因素对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弘扬时代精神需要契合社会需求、需要理论思想指导、需要物质技术保障。     

评析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机构改革

西方国家长期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使得各国政府谋求改变国家直接干预的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引发了广泛的行政机构改革.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精简和调整行政机构;压缩和转换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改革公务员制度,在其内部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行政效率.这场改革对传统的行政方式和政治观念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战后中日两国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正>国家行政活动必须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不同程度地进行自我调整,这是行政管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世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现行社会制度的结构,保持政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管理上都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改革作为当代行政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普遍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国家把行政改革视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的有力杠杆.中日两国是一依带水的近邻,虽然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政体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战后以来两国都把行政改革作为政府重大行政行为和战略决策,进行了各自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比较两国战后行政改革的背景,发展历程、内容、模式和成效,对拓展行政学研究领域,总结我国行政改革的得失,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推进我国今后的行政改革无疑是有益的.     

近30年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第一属性，增强政府公共性是行政改革的中心问题。我国近三十年的行政改革是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过程，具体体现在行政改革目标、行政领域、行政管理体制、行政价值体系等十个方面公共性的不断回归。以增强政府公共性为核心，才能建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途径及措施

作为后发展国家,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其具体举措表现为转变观念与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与行政运行机制、加强行政法治建设、整合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印度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及改革措施——兼论对中国特色行政文化构建的方法论启示

印度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及改革措施可以为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构建提供方法论启示。为应对传统行政文化中无回应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腐败严重和地方主义等诸多弊端,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制定公民宪章、建立社会审计制度、推广电子政务等。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构建要依据中国国情、政情,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宏大国际视野的原则,不断丰富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和制度根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论原则。     

大力推进我国行政文化建设

行政文化是行政主体内在信仰、价值观、行政意识、行政道德、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行政传统、习惯、准则等各种要素的总和。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行政人才健康成长，增强行政群体的向心力，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疲软”状况。当前，确立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行政价值观，培育现代行政意识，加强政府伦理建设，继承优秀的行政文化传统，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是推进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官与民的平衡器——论中国近代行政法院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国民"官本位"的观念浓厚,国人多是顺民,更不用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清末迫于时势,向西方学习,寻求法律制度的变革,行政法院遂呼之欲出,至民国时期,行政法院方产生,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所发挥的作用亦有限,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近代的行政法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从规制到治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念变迁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构建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体制战略目标中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内在稳定持续的政治理念支撑。WTO下我国审批改革价值导向应体现为从规制到治理的政府理念变迁:由统治转向治理;由规制转向服务;由垄断转向竞争。政府在放松规制的同时,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强化行政审批的激励功能、服务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     

重申人民主权:国家权力的结构改革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目前的政体安排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也适应了中国开启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要求,但它还难以坐实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排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其功能还没能得到真正发挥,无法有效落实人民主权,而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自身高度的行政化定位,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权力的具体运行。因此,必须区隔党权与国权,进而从目前政府改革意义上所讲的还政于民逐步走向国家建构和政体选择双重意义上的还权于民,真正坐实人民主权原则。     

政府规模视角下广东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分析

从政府规模的视角,采取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广东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加以剖析。分析数据表明:广东行政管理费与行政管理职工的绝对数量、行政管理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行政管理职工占社会职工的比重,都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下降,这并非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是政府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必须在广东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相应的改革,不断压缩政府规模,以使行政管理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广州市大部制改革中的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基于2010年行政年历的视角

学者们经常从宏观层面来谈论如何推进政府大部制改革，很少有人跟踪研究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具体细节。基于此，本研究以一年作为一个观察的时间段，对改革涉及的六大部门（大城管、大交通、大文化、大建设、大水务、大林业）2010年的行政年历进行了细致描述性统计分析，进而对广州市大部制改革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广州市大部制改革基本实现了宽职能、简机构的目的，改革试图构建整体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体制，其改革经验具有一定的外部适用性，但是也有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     

试析改革开放30年行政决策的分散化趋势——以行政分权下的中国政府决策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所进行的政府分权改革，对我国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政府纵向分权导致了行政决策权的“下移”，而政府横向分权导致了行政决策权的不同分配。由于政府分权扩大了行政决策主体的范围，形成了行政决策主体的社会化趋势，这种决策的分散化使得政府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作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行政决策分散化符合现代行政决策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