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日本参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景展望

自东亚地区出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以来,地区国家对于成立东亚共同体的追求就始终存在。日本一度十分热衷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小泉、鸠山两届内阁先后提出了不同理念倡导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国也针对地区合作日益紧密的情况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构想。近年来,日本出现了背离东亚社会,与地区和平稳定唱反调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带来的转变有利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步推进。区域合作与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贯追求。中国应采取全方位的策略使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稳步推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南亚水环境治理困局及其化解

近年来,南亚国家围绕水环境治理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不仅加大了双边合作力度,而且为南亚地区进一步合作开发水资源夯实了基础。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与经济实力差异等原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短期方向不明、动力不足等难题。此外,南亚地区的水资源争夺严重伤害了国与国之间的感情,成为当前南亚地区关系紧张的催化剂,而国际社会参与南亚水环境治理开发,大国博弈又加剧了地区矛盾。当前,南亚国家在水环境治理合作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南亚地区特殊的"历史记忆"导致彼此间命运共生理念认同难度大,"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制约着国家层面友好关系的拓展。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进而通过"共情"行动来积极推进南亚水环境治理合作,不仅有助于培育国家间感情,也有助于推进水环境治理综合机制建设乃至实现地区整合发展。同时,亚洲有关各方也应该抓住南亚社会经济整合转型的机遇,以参与水环境治理为契机,进一步通过"共情"实践推动南亚经济治理向着更加合理的多边合作态势发展,形成彼此间新形势下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促进南亚地区的整合发展与地区繁荣。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动因、困境与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参与全球治理问题凸显,成为该组织发展的新方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暴露出了现阶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诸多缺陷,该领域的合作亟须新的理念与思路。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上合组织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助于上合组织应对区域公共卫生挑战,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同时,上合组织自身的制度缺陷、公共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以及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不足,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挑战。有鉴于此,上合组织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过程中,要强调议程设置,完善自身的机制建设,加强同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作,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在理论上推动了新一轮国际发展合作、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上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强劲的新动力并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向度与范式。然而,在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面临着治理主体乏力、客体局限以及机制薄弱等问题。为此,必须从鼓励多领域共同推动的"蓝色"合作、培育多元化紧密互动的"伙伴"主体、保障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关系"结构等3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及其启示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一直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金砖国家合作动力问题上的论争尤为突出,出现了来自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来自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和来自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三种认知,而这些认知大致反映出权力政治、利益和谐、身份政治、功能"外溢"和全球治理五种不同分析视角。全面把握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国际认知,对在新形势下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有重要意义。为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合作,我们不仅需要讲好金砖故事,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还要在国际认知分析中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即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和推进共识行动,将金砖国家建设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国际海洋开发大势下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活动

目前,激烈争夺海洋成为各国扩大其生存空间的必然趋势和基本发展战略。1982年4月,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加快海洋资源勘探开发的步伐。目前,东南亚国家对海洋权益的要求集中在海洋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并把其勘探开发行动从自己国家的近海向外延伸,程度不同地侵夺本应属于中国的南海主权。我国也应树立海洋国土危机意识,审时度势,掌握主动,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与别国进行海洋合作的研究与行动实施。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论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提上日程。《清迈协议》的达成 ,即“10 +3”(东盟 10国加中、日、韩 )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陆续签定 ,标志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1步。然而 ,货币互换只是货币合作的最初形态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货币互换合作必将向更高层次的货币基金合作的方向发展。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不久的将来EAMF一定会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推进＂南进战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野田内阁上台以后,更是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谋划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不难看出,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是在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不仅使中日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然而,对华政策又是决定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的,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长期在曲折反复中前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定期会晤,将有助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     

Regional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East Asian leadership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lthough the economies of East Asia emerged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 comparatively strong positions, they remain structurally embedded within global markets. The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at has occurred within East Asia is thus predicated on the on-going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Moves to advanc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crisis reflect this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s well as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terests and a lack of strong leadership within the region. Modest cooperation on an East Asian basis has continued since 2008 but the region is very far from realising a substantive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and does not appear to be pursuing a distinctive governance agenda.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 view to 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ent achievements and explaining the mixed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initiative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The emergence of post-crisis reg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Asia—with a little help from Europe

Faced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gional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Asian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joint-solution mechanism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short-term outflows of capital and from currency speculation. Despite some progress being made in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by the countries of the ASEAN+3 grouping, the overall degree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remains surprisingly low, however.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keen interest of many Asian countries in gaining a stronger voice within the multinational 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 and especiall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Unable to initiate major governance reforms of the MFIs, Asian countries have not only set up regional support liquidity arrangements but also their ow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MDBs). While the USA and to some extent Japan have tried to prevent a rebalancing of power within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supported these changes by becoming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China-l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aking 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 perspective, the paper aims to explain why some reg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more attractive for Asian countries than others and why European countries are supporting Asia’s attempt to gain more weight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GFG)—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ower shift away from the USA toward emerging Asian economies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中国——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环境合作:状况分析与评价

中国—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环境合作包括众多方面,既有双边合作,又有多边合作。目前,这些多方面的环境合作已显现出很多绩效,如逐步启发与强化东北亚国家的“环境共同体”,以具体的积极的行动计划解决国际间的跨国环境矛盾和纠纷,促进东北亚各国环境产业和环境市场的发展等。但在东北亚国家的环境合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展望未来,东北亚国家间的环境合作将成为全球环境中具有高度积极意义的组成部分。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中韩日民族主义诉求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至今,东北亚区域没有战争爆发,经济的发展使这一地区充满活力,然而政治上的互信和文化上的共享却与此形成鲜明的反差。东亚国家——中韩日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构成"对抗"姿态,国家间关系风波不断,加之外部力量的影响,东亚和平与安全的隐患一直处在集结和酝酿之中。期待中的区域合作进展缓慢,而对抗却衍生出副产品——东亚民族主义思潮重新泛起。围绕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民族主义对东亚国家间关系的不良影响日益凸现,对此区域安全形势时有冲击,在客观上延缓了东亚国家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限制或削弱了已有机制的作用,加深了东亚各国民众之间固有的隔阂和猜忌,更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障碍。     

历史视角下日本学界对东亚共同体的审视

日本学界通过不同的历史视角审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并设定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角色。积极看待古代东亚历史的日本学者,主张吸取近代日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教训,日本应积极投身东亚共同体建设。强调东亚历史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日本学者,主张日本应该借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东亚区域外的政治力量,进行东亚区域合作。而延续近代日本"脱亚入欧"历史视角的日本学者,坚决反对日本投身东亚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