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海洋边界管理中的挑战:对马来西亚的启示

印度尼西亚地域广袤,人口总数达2亿4千多万。当前印尼正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海洋边界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下印尼与邻国的海洋边界问题,并阐述了印度尼西亚海洋政策的主要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解决划界问题和其他海洋相关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在提供一个有效的海洋安全机制,但本文认为它非但没有利于海上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其更加复杂。本文总结出印度尼西亚在处理海洋边界问题上运用逐案分析、各个击破的方法。这一方法目前来看比较合适于印尼管理其漫长的海洋边界,维护其国家利益。印尼政府处理海洋安全和其他相关海洋问题的能力及其成果对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要特点

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世界各国纷纷将保护海洋权益、维护海洋安全提到空前高度,沿海国家不断建立或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机构和海洋战略研究机构,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以期在海洋争夺中占领先机、争取主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20多个国家相继发布了国家海洋战略和政策,明确了在海洋权益、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等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在此大环境下,严重依赖海洋的日本,加紧调整国家海洋战略,奉行     

海洋保护区制度与中国海洋安全利益关系辨析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     

巴西的海洋政策及其对海洋法的立场

广阔的海岸线和在南大西洋的优越地理位置赋予巴西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地位,但历史上巴西对海洋法给予的关注有限。近年来巴西逐渐对大西洋海域的态度出现转变,其系列海洋行动表明该国重新对海洋法产生了兴趣。始于2004年的"蓝色亚马孙"项目旨在将大陆架起始点延伸至200海里,使巴西海洋面积达到4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一主张并未完全得到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认可。1996年通过的圣彼得—圣保罗群岛计划使巴西围绕该群岛增加了45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面积。2007年通过的特林达德岛科研计划旨在管理和推动特林达德岛、马丁瓦兹群岛及其附属海域的科研活动。2009年通过的南大西洋和赤道周边国际海域矿物资源勘探开发计划使得巴西的海洋活动超过了国家管辖范围,并于2015年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署了勘察合同。巴西对大西洋日益增长的兴趣是显著和多样的,当下巴西应加强海洋法的建设,以满足巴西对海洋资源日益高涨的兴趣和在大西洋加强行动的需要。     

论东北亚地区新海洋秩序与我国的对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 ,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新海洋秩序的建立。随着中国、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各沿海国对“公约”的批准和 2 0 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宣布 ,新海洋秩序在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并完善 ,这对我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它既扩大了我国的海洋管辖领域 ,又加剧了各国竞相争夺各自海洋权益的矛盾。根据“海上圈地运动”及其东北亚的新形势 ,现提出我国海洋事业所面临的、包括海洋国土观念在内的现代海洋观念薄弱等问题和相应对策     

国际海洋形势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一种框架性的研究

当今国际海洋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突出表现为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强和调整海洋政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以海权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洋安全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应该制定明确的海洋安全战略.本文认为,在宏观战略层面,中国要把海洋安全战略纳入国家的大战略之中;在微观战略层面,中国应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妥善解决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     

《越南海洋法》：新形势下落实海洋战略的重要工具

本文是越南南海问题研究专家、河内国家大学副教授阮洪滔博士所撰写的论文,呼吁国家和政府早日颁布实施《越南海洋法》。他认为：制定并颁布《越南海洋法》是越南进军海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新形势下落实海洋战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以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文中重点分析了颁布《越南海洋法》的迫切性和制定法律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译者全文译出,仅供参考。     

日本海洋立法新动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纷纷制订海洋战略或完善海洋法制,日本也加快了海洋立法进程。日本根据其海洋政策思想和相关咨询机构的建议,制定了《海洋基本法》等海洋法;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提出的大陆架面积约为其国土面积的2倍;派遣自卫队军舰赴索马里附近海域实施海上警备行动,并拟定了《应对海盗法案》等。日本一连串海洋立法新动向充分表达了其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政治诉求,研究这些新动向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对外政策本质和未来政治走向。     

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联合国：作用、困境与出路

联合国在建构全球海洋治理相关倡议、营造良好的海洋治理契约环境、提高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际海洋治理问题认知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联合国在营造海洋治理契约环境和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全球海洋治理形势的恶化客观上也给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成效带来负面影响。联合国可在观念层面进一步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通过完善机制建设减少海洋治理契约环境面临的不利因素,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领导作用。联合国也可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加大其全球海洋治理行动力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目标。     

论海洋法基础规范的历史流变与启示

国际海洋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即凯尔森(Kelsen)理论视野中的"基础规范"也几经流变。起初,海洋是长期奉行"丛林法则"的法外之地。经过大航海以及17世纪初格劳秀斯(Grotius)"海洋自由论"的提出,以航海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海洋自由成为海洋国家的共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海洋法的基础规范进入海洋自由、沿海国主权、海洋全球治理三者并存时期。海洋法基本规范的历史流变决定了海洋秩序的变迁,同时也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Ruling the Sea: Managing Maritime Conflicts through UNCLOS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Two primary mechanisms for managing competitive interstate claims to maritime areas are evaluated: the cre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maritime zones in the form of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EEZs) and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instituti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to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maritime claim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Analyses of maritime claim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Europe from 1900 to 2001 show that declared EEZs help states reach agreements over maritime conflicts in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hile membership in UNCLOS prevents the outbreak of new maritime claims and promotes third-party management efforts of maritime conflicts. Neither mechanism influences the probability of militarized conflicts over maritime areas.     

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

南海分布着马来西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海域,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在南海地区“维护海洋环境的稳定,不受限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战略构想,马来西亚通过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国防力量,与区域内外国家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南海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对南沙部分岛礁的占领,实现其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马来西亚将南海视为其海洋利益拓展的前沿阵地,在南海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创造对己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     

俄罗斯海上战略通道思想与政策探析

在历史上,俄罗斯为了争夺出海口,占领和控制黑海海峡,与西方列强展开激烈的争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采取更为现实的做法,积极发展海军,以加强海上战略核威慑力量为突破口,重视海上的国际合作,切实维护好与俄罗斯利益相关的海上通道的安全。研究俄罗斯海上通道安全的思想和政策,对维护国际战略通道的安全与合作,制定中国的通道战略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在南海的适用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是缓和争端方矛盾的最佳途径,它能给予各方充分的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并能为海洋边界的最终划定奠定良好的基础。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其划界争议的解决尤为复杂。近年来,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但这些临时安排存在可操作性差、约束力弱、合作层次低等弊端。未来我国在与南海争端方签订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时,应努力克服上述弊端,使其价值能真正凸现出来。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6世纪东南中国海上走私贸易探析

16世纪,在环中国海贸易圈内,传统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活跃在东亚贸易大舞台上的除了起主导作用的福建海商,还有新航路开辟后到达这里的葡萄牙人以及日本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逐渐被纳入到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环中国海贸易圈出现了激烈动荡的局面。     

南海问题与中美新型双边军事关系的构建

南海领土争端非常复杂,与海上优势和领土主张有关的新利益和竞争背后存在战略动机。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过去十年间南海保持着相对和平,但是复现的争议及潜在的冲突升级除了凸显各声索国之间的角力外,更反映了南海问题正在由资源领土之争上升演变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博弈。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互动,特别是两军愈发频繁的海空相遇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或事故,因此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双边军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中美两国在南海附近的相遇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的亚太同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的双边军事交流。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低互动性以及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考虑到南海作为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其潜在的海洋资源以及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美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并且建立管理危机的机制,这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有重大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