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公共行政新模式

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过时，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有效地取而代之。这种变化表现为从官僚的行政模式向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发展的典范转换，后者与私营部门的模式密切相关。管理上的改革不仅意味着向公共管理的转变，而且意味着市场与政府、政府与官僚制组织、政府与公民、官僚制组织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转变。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的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反思政府结构的构建——从行政价值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的过程中,至少可以发现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公共行政已经越来越接近它本来的面目。但是从政府的组织结构的构建及其改革来看,依然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官僚制的组织结构的缺陷,政府的组织结构总体上还是按照官僚制的理论来进行设计和建立的。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就是为公共而进行的行政或管理。那么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就必然要考虑两方面：公共性与行政性或管理性。也就是说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无法回避价值软实力的影响作用,价值也必然会在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对于政府结构的构建来说也必然如此。     

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政府治理模式研究——超越新公共管理

20世纪70年代末,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对于国家行政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官僚制统治型模式受到了质疑,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市场化技术和价值观引入国家行政领域,试图对传统行政进行改革。本文将集中探讨市场化模式的利弊,以及新公共服务对于新公共管理这一市场化模式的超越。     

论公共行政价值对合法性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僚制成为现代组织的基本形态，“效率”是公共行政组织的核心价值目标。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节奏日益加快，传统的官僚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分权、市场化、引入竞争部分地解决了政府的效率问题，但却没有解决人们对“公平”、“正义”强烈的需要，“新公共行政”提出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应把正义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公共行政价值的嬗变实质上是对合法性要求的一种回应。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官僚制富有生命力之因及其与中国行政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然而,直到今天,以理性精神和效率导向为内核的官僚制和其作为一种合理合法的组织结构,仍稳定地在政府中发挥着作用。中国有着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官僚制对我们而言远没有过时,我们在大力吸取官僚制优点的同时,也应着力对其不足进行改造。     

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选择

“官僚制”从它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多方的批评,虽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制设计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树起了一座理性的丰碑,解决了此前行政系统内的一些存留问题。但这似乎又成为今天对“官僚制”批判的中心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既继承了传统的集权官僚制思想,又受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今天又有现代西方官僚制思想的逐步引进、转化、融合,以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国的官僚制模式。面对各种对官僚制的批判,我们还应该具体分析。     

新公共管理与民主社会核心价值的冲突

新公共管理概述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轫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它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学术界对之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这些称谓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与传统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两分法不同,新公共管理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趋向的分析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