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忠诚义务的若干问题研究——对《公务员法》第12条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12条规定了公务员的忠诚义务。公务员忠诚义务兼具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是一种制度性的忠诚,约束公务员的一切与职务相关的行为。公务员违反忠诚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应予以追究道义、行政和法律上的责任。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适用

缔约过失责任是对传统合同责任理论的“质”的突破，因此以传统合同责任为适用对象的合同冲突规范是否适用于缔约过失责任，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可以根据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具体分析其法律适用，证明缔约过失责任确因其特殊性而需要对现行冲突规范作出必要的补充，且在保留现行合同原则性适用规则之下设计了一条具有相应特色与针对性的冲突规则，以求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     

论发货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本文分析了发货人的含义及其特点 ,论述了发货人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在此基础上 ,对今后我国《海商法》第四章修改中关于发货人的法律规定提出了相应立法建议     

跨境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法思考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确立了国家对本国境内私人活动引起的跨界环境损害进行赔偿的先例,由该案例引申的"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已成为国际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现代的环境灾难是依靠国家责任法的适用而得到解决的。战后唯一确立国家在国际法上对环境损害具有赔偿义务的案例是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处理的伊拉克赔偿案,但该案主要是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国家承担这些损害责任的法律基础仍然是不明确的。实践表明,在现有国际法律制度下,国家赔偿责任只是一种例外,而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是解决跨界环境损害争端、确保跨界损害的受害者获得及时与充分赔偿的主要法律救济手段。     

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的解释论研究

《民法典》第1176条创新地规定了自甘风险制度，将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而遭受损害，其他参加者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排除侵权责任的适用，关于自甘风险的概念内涵与适用范围仍存在争议，需要对规范进行解释论研究。自甘风险重在审查受害人的行为，具有主客观四个构成要素，有别于受害人同意和过失相抵，与意外事件可以并存。受害人自甘风险，不当然免除致害人的侵权责任，应当继续审查致害人一般注意义务或风险活动组织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以确定其是否存在过错及其程度，将各方过错加以综合比较以确定各自的责任比例。民法典虽将自甘风险限制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但未明确排除类推适用，以往司法实践也已经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一定共识，法官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权，将具有同质性的风险行为类推自甘风险制度，谨慎确定责任。     

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相应的补充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12条和第37条第2款的关系为中心

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或部分连带责任的差别不大,不应高估其意义。《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和第12条针对的都是数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同一损害的情形。由此可以解释安全保障义务人“相应的”责任是指其就同一损害只须承担部分赔偿的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其特点在于第三人须就同一损害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其原因在于第三人为故意侵权和《侵权责任法》第26、27条的类推适用,而不在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侵权行为具有不作为的性质或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具有全部的原因力。有过失的安全保障义务人针对故意侵权的第三人有追偿权。双方针对受害人都只是过失侵权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相互间无追偿权。     

论责任是违法的法律后果——从《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逻辑矛盾说起

《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用了概括式加开放式列举的矛盾模式,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无法界定侵权。义务是法律规定的行为强制资格。债务是特定人的义务,是因特定行为发生的行为强制资格。过错是对行为人意志的间接否定,即导致欠缺必要注意的心理状态,可分为加害人过错和非加害人过错。必要注意是法律对变动稀缺资源归属关系的行为的要求,只能由法律直接规定,或法官依法认定;或为义务,或非义务。行为人过错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包括发生义务,义务不消灭,丧失权利,不取得权利等。不履行意定发生之义务不存在过错问题。责任是违法之法律后果,即因欠缺必要注意而发生之债务。侵权是违法和责任之唯一根据。违约发生债务,不发生责任。     

论不作为过错的侵权责任

作为过错与不作为过错的区分是现代过错侵权行为法的基础 ,因为 ,过错侵权行为法不应要求他人承担积极作为的义务 ,而仅能要求他人承担消极不作为的义务。因此 ,法律可责令行为人就其积极作为的过错承担侵权责任 ,而不应责令行为人就其不作为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在确立不作为不承担过错侵权责任的原则的同时 ,现代法律亦对这一原则作某些例外的限制 ,认为在这些例外情况下 ,行为人应当承担积极作为的义务 ,如果他们违反这些义务并导致他人损害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论消费者的责任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消费者政策发生了转换,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教育以及消费者的义务得以强化。国际社会还兴起了"消费者社会责任行动"。消费者责任实际上指的是消费者的义务,它分为消费者对自己的责任、对经营者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三个方面。消费者保护法中应规定消费者的责任,但应仅限于消费者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经营者的责任。作为消费者中的一个类别,金融消费者也应负相应的责任。     

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抗辩与否认界别

抗辩与否认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请求原因事实的攻击路径:抗辩排斥请求原因事实发生的法律效果,承认请求原因事实的客观存在;否认直接排斥请求原因事实本身。在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以上本质差异填补了"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否认者不承担"的论证缺口。进而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中的"被告辩称"的性质是积极否认,被告不对该事实主张负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结合规范意旨以及民间借贷案件事实认定具有相当难度的客观现实,应遵从被告举证在先、原告举证在后的顺位,施以被告事案解明义务,以促进确定争点、发现事实、克服真伪不明。     

论不可抗力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法规范适用——兼评《侵权责任法》第29条

《侵权责任法》第29条规定了作为抗辩事由的不可抗力。其法规范适用在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应有所区分。不可抗力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但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其适用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在免责效果上,不可抗力原则上只能免除与其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在环境污染责任中,要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理处理《侵权责任法》第29条与分则"环境污染责任"一章、《环境保护法》及其特别法之间的适用关系。同时,要注意环境污染责任与高度危险责任竞合时抗辩事由的选择。     

略论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我国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本质上应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对侵权法上"相应的补充责任"应理解为将"能够防止和制止损害的范围"作为最高限额进行补充,而非对侵权第三人无力赔偿的全部余额进行补充;因安保义务人在该限额内承担补充责任,是基于其违反自身的安保义务而承担的责任,因此安保义务人不应赋予追偿权。     

网络平台间接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与体系展开

学界通常将网络平台对用户侵权内容的责任认定为间接侵权责任，但对该间接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尚未达成共识。传统归责路径将其定位于帮助侵权责任或妨害人责任，但均会产生负面体系效应。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加剧了网络用户侵害第三方权益的风险，其应当负有危险源防控型安全保障义务，采取合理防范措施将这种危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安全保障义务就其性质而言属于注意义务，故解释论上可以将网络平台责任重新整合至基于违反注意义务的一般过失侵权责任概念中，我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2款和第1197条均可统合在这一责任基础之上。以此为基点，网络平台与用户之间构成半叠加型同时侵权，网络平台仅就其不作为造成的损害扩大部分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新婚姻法中的夫妻忠诚问题之刍议

我国新的婚姻法将夫妻忠诚问题纳入到法律的范畴,在第四条明确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无疑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但是仅仅属于倡导性规定,亟需在新婚姻法的总则部分对于夫妻忠诚问题进行界定,这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进行狭义与广义两方面的界定,对其中三种误区的进行分析,证明了我国对于婚姻法的修订的紧迫性以及必要性,就对目前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以供参考研究,要明确界定关于忠诚的法律性质,明确是否能将违背夫妻忠诚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最后要明确是否可以要求违背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论侵权法上的第三人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28条一般性地确认了第三人行为作为免责事由的法律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对司法实践而言,并无意义。在第三人行为中断了被告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被告可以免除责任。至于第三人行为与被告行为共同造成损害的情形,则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12条的规定,属于多数人侵权责任。第三人行为能否普遍适用于危险责任,取决于危险范围等因素,即第三人行为的发生是否本身就属于责任人应当负责的危险范围。在判断第三人行为能否中断因果关系时,需要考虑第三人行为的类型以及被告所违反的法律规范的目的。     

论收货人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

本文分析了收货人的含义及其与提单持有人等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阐述了收货人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海商法》关于收货人的规定提出了相应修改建议。     

民事责任与义务的界分问题再思考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之通说不能妥当解释责任的强制性问题,而将义务与责任划分的界线确定在裁判文书生效时,方可将责任与强制性直接联系起来。裁判文书生效之前当事人所负担者均应定性为义务,对此还应当以义务违反时为界再划分为原本义务和后发义务。违反原本义务所直接产生的后果只是对其更不利益的后发义务,而尚非得被强制承担的责任,经生效司法裁判确定后方可谓之责任;违反原本义务者在经生效司法裁判确认之前仅是＂责任嫌疑人＂,之后才可谓之＂责任人＂。因此,民事责任应界定为：民事主体确定地违反民事义务或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得被强制承担的法律后果。     

论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

承担第三方义务的私人主体拥有技术或者经营、管理上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发现与阻止违法行为，同时也更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法律控制越是复杂，立法者越是需要使用侵权法、第三方义务制度与政府规制来共同实现法律实施与遵从目标、实现最佳威慑效果。能否产生有效的威慑是判断第三方义务是否适当的关键，除非第三方义务可以有效阻止违法行为，否则立法者不应过多地赋予私人主体承担第三方义务。政府如何更好地监督第三方义务主体，如何保护相对人的言论自由、平等权、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均是构建第三方义务制度需要认真考量的内容。     

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解释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总结国内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公司董事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而承担的赔偿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公司法第191条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因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该对该他人承担赔偿责任;第232条规定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时,其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立法结构与域外立法例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应该守法合规,其责任性质是一种特别侵权责任,该责任是因董事违反保护性法律法规而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这一解释将合同法上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合同效力和侵权法上违反保护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效力统一起来。我国相关规则体系的构建与域外做法相比有较大创新。     

论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

承担第三方义务的私人主体拥有技术或者经营、管理上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发现与阻止违法行为,同时也更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法律控制越是复杂,立法者越是需要使用侵权法、第三方义务制度与政府规制来共同实现法律实施与遵从目标、实现最佳威慑效果。能否产生有效的威慑是判断第三方义务是否适当的关键,除非第三方义务可以有效阻止违法行为,否则立法者不应过多地赋予私人主体承担第三方义务。政府如何更好地监督第三方义务主体,如何保护相对人的言论自由、平等权、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均是构建第三方义务制度需要认真考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