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采用“控辩对抗”式刑事审判方式可行性探讨

采用“控辩对抗”式刑事审判方式可行性探讨吕利民近年来传统的刑事审判方式弱化公诉人揭露、证实犯罪的重要作用，淡化公诉人的责任，增加被告人心理压力，致使控辩双方争执焦点不明，控辩关键模糊，影响审判质量和审判效果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再加上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和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问题

“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承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认罚”首先是指自愿接受所认之罪带来的刑罚后果,尔后,其内容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推进而逐步具体、明晰.认罪认罚案件仍应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但该证明标准的层次可根据该类案件的特点来把握.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关键环节,它借鉴于美国的辩诉交易,植根于我国的协商文化,是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国,控辩协商只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中的量刑协商.本文还对控辩协商提出了具体要求.     

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原因分析

1997年在中国律师刑事辩护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代，这一年酝酿多年的新《刑法》、《刑事诉讼法》分别颁布并实施。应当说，这两部法律是中国“专家立法”的标志性成果，在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较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刑事法律文化，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拓宽了律师刑事辩护的空间。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因素，亦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除庭审开始采取控辩式、增强了法庭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外，     

在对立中探究协作——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浅析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来源于身份的对立、利益的对立、职能的冲突。但一味地时抗有可能导致诉讼结果的不公．而控辩双方的诉讼行为都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展开的，双方都追求公平与正义，同时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与作为辩方代理人的辩护律师又都属于同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这就使得控辩双方的合作成为可能。控辩协作体现了对人权、民主的崇尚，对公正、效率的追求。     

论控辩平等对抗

控辩平等对抗是人权保障的要求 ,是诉讼现代化的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 ,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 ,但是并未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控辩平等对抗不仅存在于审判阶段 ,而且存在于审前阶段。由于双方的角色和任务不同 ,决定了控辩双方注定存在一些固有的不平等     

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出现的问题评析

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后 ,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 ,即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以及合议庭“当庭认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 ,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未能贯彻控辩平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则及辩论原则 ,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准备程序 ,确认被告人沉默权 ,严格实行辩论原则等方法深化改革。     

控辩合作:控辩关系新趋势考察——以庭前会议制度为切入点

控辩双方在对抗之外,逐渐开展的各种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司法范围内的一股新潮流,控辩合作不但存在基础,而且具有动因。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会议,为控辩双方提供了审前的沟通平台,体现了现代诉讼控辩合作的精神。为了实现为实质化庭审做好准备的制度预设,庭前会议在内容上至少应当包括证据开示、争点整理、非法证据排除、解决程序性问题以及是否达到追诉标准的审查;在程序上应当限制庭前会议适用的范围,赋予控辩双方提请召开会议的权利,并在参加人员上予以制度设计。     

WTO与中国行政法文化的建构

传统行政法文化对我国依法行政的阻碍不容忽视 ,中国入世则为行政法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契机。WTO下中国行政法文化的建构 ,从政府而言 ,要树立“法治”、“服务”、“透明”、“公平”、“诚信”、“效能”的新型行政理念 ;从行政相对人而言 ,要培植“权利”、“合作”、“守法”的公民意识。以入世带来的行政法制变革推进行政法文化的更新 ,是实现我国行政法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建立控辩协商程序与完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在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借鉴外域“辩诉交易”制度,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程序,已经得到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可。“控辩协商”程序的设立和运行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该以外域实施辩诉交易制度需要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为参照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为建立和实施控辩协商程序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中国政治的“和”文化——基于儒学逻辑的考察

“和”文化博大精深，既包括“和睦”、“和为贵”、“爱好和平”的意思，也有“融合差异”、“兼收并蓄”的意思。儒学，作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化主流，对于读书人、士族阶层，乃至整个民族和社会生活都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更使之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价值取向相一致。本文试以儒学逻辑的发展延续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归纳整理，阐明我国传统政治文明中重“和”的传统，试归纳“和”文化产生并成为显性价值的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再思考。     

再谈公诉与法律监督

在我国法学界,有学者认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国外的检察机关只承担公诉职能,符合“控辩平等”诉讼结构的要求,而我国的检察机关既承担公诉职能,又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不符合法治国家公共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破坏了正当程序所要求的“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这是对我国公诉和法律监督的误读,也是对我国司法体制的歪曲。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涵、效力及控辩应对

具结书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处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具结书的契约本质属性，决定其形成过程应放弃讯问模式而采用充分的控辩平等协商方式。具结内容应包括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起诉书的指控内容应与其保持一致。失效的具结书不得用于指控。着眼于控辩应对途径，具结书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应作重新设计，以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契约精神”和控辩平等协商的基本原则。此外，本文对公诉权的未来发展思路以及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途径进行了相应探索。     

论控辩平等的功能

控辩平等是现代诉讼法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变革,在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导入是一条必须贯通其中的理念主线.控辩平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及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在侦查程序、起诉程序中,还是在审判程序、救济程序中,均如此.     

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

本文认为，控辩平等是法律程序的核心机制，是实现程序中立性的保障。刑事诉讼国家控诉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公诉享有当然的优势，然而控诉方收集证据能力的事实上的强大，要求程序设计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确立控辩平等机制，以纠正控辩力量的失衡和实现控辩程序均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控辩平等方面作了重要改革，但尚有较多的保留     

论我国刑事诉权的立法完善

刑事诉权是控辩双方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控辩双方的刑事诉权具有本能的对抗性,内在要求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控方的刑事诉权明显优于赋予辩方的刑事诉权,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必须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鉴定结论有罪推定现象批势

鉴定结论在个案中的倾向性折射出了我国鉴定制度中的有罪推定现象。鉴定结论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其对事实裁判者在专门问题上认识能力欠缺的补填性。鉴定结论只是证据的一种 ,而非最终的结论。鉴定结论要转化为定案证据 ,必须通过控辩双方的对抗质证以及裁判者的审查判断。鉴定结论在司法裁量中的“拿来主义”是我国诉讼制度中的一大怪圈。在对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了重构我国鉴定制度的具体设想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控辩平等——以构建平等合作诉讼模式为中心的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是从平等武装与平等对抗的层面认识和剖析控辩平等的内涵。然而,在当代法治视野中,控辩平等的内涵已经有了新的丰富的发展。平等武装、平等保护、平等对抗、平等合作四种模式共生共长,凝聚而成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和谐社会(世界)构建之时代背景之下,控辩平等合作模式的构建,应当在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中有所担当。     

中国法治的传统文化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词汇,其内涵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存在着冲突,但是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超越时空的合理因素,诸如“以人为本,恤刑慎罚”的思想,“明德修身,注重教化”的思想,“追求和谐,调处息讼”的思想等,它们都可以作为我国目前进行法治建设的积极文化基础,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