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怀疑：科学证据的新标准

本文阐述了相关的法律判例和科学哲学原理,讨论了法律和科学中对待证据的不同方法．认为现行标准不能满足诉讼证据的目的。最后提出了完善可采性标准的建议．主张走向以相关性作为唯一根据的可采性标准,并辅以针对可靠性问题的陪审团指示,这样有助于事实的审判者得到最准确的结果。会减少那种支持某特定阶层诉讼当事人的偏见,并消除因将科学规范应用于诉讼证据而产生的困惑。     

多伯特规则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诉讼活动更加依赖于科学证据的证明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在科学证据可采’陛预域中形成了较具代表性意义的评价机制，其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从弗赖伊规则（FryeRule）的“普遍接受标准”演进成了多伯特规则（DaubertRule）的“综合观察标准”，从而在推动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变革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认识论反思与重构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是指是采纳某一科学证据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标准或条件。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而在科学证据研究最发达的英美国家,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也是纠缠不清的。通过对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历史考察和认识论反思,并根据科学证据在真相发现中的功能,可以尝试从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两个方面来审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结构。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标准主要包括：科学证据本身的科学有效性、可靠性、科学相关性以及科学专家的可信性等。     

关于诉讼证据能力之探讨

诉讼证据能力,也即诉讼证据资格,是指某种事实和材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加以提出、调查、收集和运用的资格。它主要解决哪些事实和材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加以采纳,哪些不能作为诉讼证据加以采纳的问题。因此,诉讼证据能力的概念,有时又被诉讼证据的可采性或诉讼证据的适格性所取代。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就认为:“何种资料,可供严格的证明;称此具有可为严格的证明资料之能力,为证据能力,或称证据资格,亦即证据适格性。” ①我国大陆学者也认为:诉讼证据的可采性,是指“证据必须在法律所     

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

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证据立法将要制定以可采性规则为主体的证据法则。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证据问题凸现。本文在对电子证据的概念、法律地位界定清晰的前提下,提出了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认定的具体标准,以期有助于中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在反垄断司法中的适用及其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反垄断执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重反竞争效果证据轻主观意图和动机证据"的趋势,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证据在反垄断诉讼中的地位突显。但为防止科技力量对审判权的控制以及专家证据的滥用,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美国法院在审查反垄断专家证据时,从专家证人适格性、专家证据有助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严格适用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我国三大诉讼法长期将鉴定人定位在法院辅助人的职能上,并视鉴定结论为法定证据形式的做法,缺乏认识论依据,为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公正性,应借鉴美国专家证据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定证据形式,并建立健全严格的可采性标准。     

纪检监察证据之效力及其向刑事证据的转化

本文所述证据效力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证据能力,二是证明力。所谓证据能力,又称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某一材料成为诉讼证据所必需的资格或条件。在英美法系中,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     

论刑事证据的性质、功能及其可采性

刑事证据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事实问题,亦即为刑法评价提供“中性无色”的评价客体。而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之法律问题的评价标准只能是法律,犯罪的事实存在与否之事实问题的判断根据则只能是相关的事实,故事实性和关联性是刑事证据的基本性质。鉴于一物是什么,与一物是否真实存在,并非同一种类的问题,本文认为,诉讼主体提供的一件物品或一个陈述具备哪些法律要件或属性时才是证据,属于证据概念理论研究的范围;一个证据具备哪些法律要件时方可作为定案的根据,则属于证据的可采性理论研究的范围。相应地,证据的审查判断,也应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证据资格符合性判断;二是证据的可采性判断。     

对偷录证据材料成为证据的质疑

从诉讼证据原理角度而言,偷录证据材料不符合证据的构成要件;偷录证据材料不具备能证性和可采性的诉讼价值;偷录证据的存在违背程序公正的要求.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未有法律条文对偷录证据材料可以成为证据进行明确表述;偷录取证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为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因此,应立足现有法律规定,完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适时提出主义——以“新的证据”与证据失权的关系为中心

原旨主义上的"新的证据"全面赋予迟延提交法院的证据方法以可采性,这是受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以及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目的支配的结果。2002年的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改革,重塑了新旧证据的区分标准并缩小了"新的证据"的范围。在证据失权制度下,"新的证据"就是法定的具有可采性的逾期证据,"新的证据"与丧失证据调查资格的逾期证据之间存在出此入彼的紧张关系。2008年的司法改革通过举证时限的扩容以及"新的证据"范围的扩张,缓和了证据失权的严厉性。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2款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是证据失权与"新的证据"之间冲突与调和的结果,在民事诉讼法理上可以概括为"适时提出主义"。在此基础上,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通过衡量证据价值来判断逾期的证据方法是否具有可采性,同时对逾期举证当事人惩以诉讼强制措施来正当化逾期证据的可采性。从待证事实区分以及体系解释的角度,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逾期提交的证明辅助事实的证据,以及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的逾期证据,仍应失权。"新的证据"在新的失权规则体系下将发挥新的规范作用。     

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原理与方法

法学界对于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研究源于对以逻辑演绎方法为核心的科学主义在法学中支配地位的反思和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的兴起。为了确保进入裁判性事实认定领域的社会科学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社会科学必须借助相应的证据规则。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证据的准入标准经历了一个从普遍认同标准到科学有效性标准的转变。社会学解释方法和社会框架是社会科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加以运用的两种方式。社会学解释方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运用应当以法律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或存在"隐藏的漏洞"为前提,找寻法律概念所包含的肯定选项或者中性选项,并遵循比例原则和受到法律规范性质的约束。社会框架的运用必须以尊重本国文化传统和日常基本逻辑为前提,并结合其他因素,以充分发挥社会框架的效力。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的演绎推理模式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从属于法医临床学,是源于司法实践的需要,从医学发展而来的一门技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其主要功能是为诉讼,特别是为刑事诉讼提供鉴定结论。法律制度层面的设计,从抽象的标准出发,评价诉讼中的具体损伤,决定了其常见的论证模式是演绎推理。     

法庭科学的表述与法律证明

法庭科学评价意见在法庭上陈述的方式应当与法官所要求、陪审团实际应用的刑事证明程序相兼容。这并非一个数值性的归纳过程,而是在探求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下的“最佳解释推理”。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控方主张的数学概率问题,而是在全面考量了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后,控方主张是否为唯一可解释假说的问题。为确保陪审团仍然能专注地运用这一法律证明标准,笔者主张,控方提出的评价性法庭科学证据不应当以似然比的形式在强调若控方主张为真便更有可能认定证据,而应聚焦于本方证据对辩方有利的解释范围并在被告被定罪之前排除掉所有这些解释的合理可能性。     

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

通过对十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在知识的增长方面进行量化的考察,结果显示:一方面,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大部分仍然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这种研究既不能增长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无法增长法学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增长法学知识的领域,证据法学却又依附于法学的其他门类,从而丧失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方法论训练的缺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有限,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使证据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加强研究者的方法论训练,从而提高该学科在增进法学知识方面做出贡献的能力,并朝着建立统一的证据法学理论的方向努力。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目前学界尚未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应该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及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坚持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在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     

The twilight zone between scientific certainty and legal sufficiency: should a jury determine the causation of schizophrenia?

In lawsuits involving complex scientific issues of caus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requires that a final decision be reached in each case, regardless of whether science is able to provide definitiv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causation raised at trial. Proving causation before science has is a concept that scientists may find disconcerting and foreign to some of their basic assump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egoing issues, discusses medical versus legal concepts of causation, outlines the legal tests for admissibility of novel scientific evidence (including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702 and the Frye test of general acceptance by the relevant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presents a toxic tort case in which expert psychiatric testimony addressed the issue of causation of schizophrenia. The paper articulates concerns about the "misleading aura of certainty" pos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the burden of decision making that is cast upon the legal system in such scientific issue cases.     

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与自由心证密切联系的范畴。它不仅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证明责任的最低标准,同时也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标准,是一个具有主客观双重性的法学概念。本文以证明标准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比较法的视角审视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以获取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有益启示。最后在分析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征,提出在法定证明基础上的自由心证证明模式下,建立多元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科技法律责任的特性与制度优化

科学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科技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完善的科技法律责任对科技社会法律治理、科技法律体系化建设、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突破、科技强国建设以及科学技术标准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现有主要科技基本法律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科技法律责任体现为三大传统法律责任的综合,且其中行政法律责任占据主导地位.风险社会,行政法律责任主导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并不足以有效应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科技风险,致使无法实现科技活动的有效法律治理.为此,建议转变传统的行政法规制的科技立法理念,引入私法自治理念,加强科研人员权利保障.与此同时,为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建设,建议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以及成果应用等各个阶段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化和专利许可的控制策略,以对风险社会中的科技法律责任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科技法所具有的调整科技活动的根本价值目标.     

法律文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土地立法问题

从土地法学的深层普遍现象——土地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土地立法的相关问题。在现代文明社会,土地立法的内容、价值选择及立法方法的转向是必然现象;土地立法应该致力于建立现代的土地法律体系和贯彻权利本位的立法精神;政府部门的权力要受到约束,人们的合法权利要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对土地立法进行一般性的法理分析,制定符合现代法律文化的土地法以促进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