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ADR制度的思考——兼论ADR在分担诉讼负荷中的功能与优势

ADR是一个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它不会因为司法功能的扩充和诉讼作用的凸显而萎缩或消失。　　一、诉讼的功能及其限度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 ,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活动。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与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后手段 ,也是我国“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和治国方略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具体体现。诉讼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它本身蕴涵着多元的价值选择 ,承担着多重的社会功能 ,发挥着广泛的社会调控作用…     

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展望——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诉讼调解制度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具有裁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诉讼调解以其便捷、高效等优势，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行诉讼调解制度还存在“强制调解”、“案结事未了”等一些问题，影响了其效力的发挥，应对诉讼调解有正确的认识，并在程序设计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山设立经济纠纷联合调解室

上海市金山区法院与该区工商业联合会、司法局联合成立的经济纠纷联合调解室7月31日正式揭牌启用。此举旨在进一步将司法服务深入到企业，落实到基层，推进司法调解主导的“大调解”格局的形成，积极建设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和谐司法视野下法官经验思维判断

司法调解是我国司法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民事纠纷中的司法调解是法官经验思维判断与司法人性化的有机结合。在司法判决中,法官主要采用逻辑演绎的思维,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以及适用法律中的“判例法”则更多地体现了法官的经验思维。在民事司法中,法官将经验和逻辑统一于个案纠纷解决过程,是“和谐司法”对法官的要求,也是法官思维的最高境界。     

论以多元化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调动其它部门和机制潜力,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把公安机关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与人民调解组织和司法调解机制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大调解”机制,并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对接。     

诉讼调解中法官身份与职业技能困境

诉讼调解贯穿诉讼始终,是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诉讼调解凸显了定纷止争、降低诉讼成本的效用。然而,诉讼调解中法官居于裁判者与调解员双重身份的矛盾,致使审判技能和调解技艺相互弱化。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亟需独立品格。故而,结合司法实际对诉讼调解进行改革是构筑司法独立、法治权威的要旨。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与相关法律保障机制比较分析

2012年《民事诉讼法》为了发挥诉讼外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功能而设置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保障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机制也是多元的,除司法确认程序外,还包括约定民事责任、约定担保、通过公证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支付令、民事诉讼以及仲裁。通过比较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与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其他法律保障机制,进一步厘清各法律保障机制之间的优势和不足,从而在具体案件中选择最佳的法律保障机制,才能实现各法律保障机制之间的协调联动,充分发挥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诉外调解作为调解纠纷的一种,在解决纠纷手段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对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仅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助于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利用法院的司法权威能够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不断增加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拟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建立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以期对我国尽快建立独立的诉前调解程序略尽微薄之力。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基础正当性及其制度构建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是近年来国际上推行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其主要类型有调解和仲裁。构建我国的ADR,应从系统化、全局性的视角出发,尤其是要对ADR进行准确的定位,并处理好ADR与诉讼的协调问题,从而达到构建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目的与效用。我国应制定ADR基本法,制定统一的仲裁和调解法,构建以司法ADR为主的ADR司法体系。     

民事司法调解制度存在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调解经历了从“着重调解”到“调判结合”,再到“调解优先”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我国民事司法调解制度弊端,需要我们对民事司法调解在诉讼中的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建立单独的人民法院民事调解程序,通过加强监督制约规制法院的职权主义,构建民事司法调解和诉讼外调解机制,构建多元的法官绩效考评体系.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梁平在《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既解“法结” 又解“心结”

我国向来主张“和为贵”,这一思想使调解成为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延续至今,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福建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诉讼调解工作的报告。努力推动诉讼调解工作—     

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兼评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

在社会转型、纠纷大量增加及公民解决纠纷意愿提升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调解制度可以弥补制定法的自身局限性、改善诉讼体制的不足、满足公民的自主选择权。其存在的问题在于调解依据不明确、调解组织与人员配置体制不健全、调解效率与效力保障不足。应从重视民间社会规范的作用、推进判例法方法的实施、推动调解组织与人员的构建、完善调解与诉讼的衔接等方面加以完善,以进一步发挥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以诉讼调解促司法和谐

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深入人心,符合中华民族“和为贵”、“息讼”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理念。诉讼调解具有定分止争、彻底消除矛盾、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以及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优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新时期,应充分发挥调解优势,以此促进司法公正与司法和谐。     

行政诉讼确立调解制度初探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制度设置,这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强调“公权不可处分”,但这一规定既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关于行政纠纷的处理,也不符合处理WTO规则纠纷的要求,因此只有在行政审判中确立调解制度,才能使行政诉讼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新疆少数民族农村为例

新疆农村有许多防范和化解纠纷的习惯规则,习惯法调解也成为穆斯林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也刚好解决了司法资源匮乏的难题,但习惯法中也有许多诸如自助等需要法律规范的内容。此外,随着农村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和人们对法律的认可,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也已经逐渐为当地民众所接受,主要运用于较大财产的纠纷化解。因此,探究把诉讼和调解完美结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及时有效地化解农村矛盾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与完善

诉讼调解具有统筹各方解纷合力、避免裁判结案程序空转等优势,对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时代命题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存在宏观层面受案压力与日俱增、中观层面孤军奋战格局日显、微观层面化解争议功能未彰等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有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设计存在弊端、解纷功能开发不足和实践环节运行遇阻。从行政诉讼调解的逻辑机制和我国具体实践来看,未来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应当结合本国司法实践传统与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深刻汲取诉调合一与诉调分离模式各自优势,合理调整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的结构布局,通过更替主导力量、更迭适用范围、更张参与主体、更近法律效率等具体途径,全面激活诉讼调解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