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全球考察

各国针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了多层次的立法规制与司法监控。各国刑事立法所归纳的法益深刻影响着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运作方向。英美与大陆刑法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例为我国刑法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向。需要谨慎采纳谦抑型与积极型的反商业贿赂犯罪司法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提出了全新要求。以比较刑法的视角纵览全球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获取丰富的启示。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商业贿赂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普遍性违规现象,是由于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缺乏和我国传统人情社会中商业贿赂的"集体意识"所导致的.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必须在市场稳定和社会正义之间求得平衡.因此,刑法应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理念,重点打击严重的商业贿赂犯罪,而对轻微的商业贿赂犯罪实行"赦免"政策.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反商业贿赂的刑法规制

商业贿赂的盛行于当前的中国,甚至成为了商业运作的潜规则,这已严重危害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本文从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谈起,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针对目前大量相关犯罪外逃的现状,进一步研讨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刑事司法协助。     

“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修订完善之我见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列出专条对贿赂犯罪进行补充规范,扩大了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规范的零散性和不完整性,难以应对当前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修改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刑法条款或出台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和必要的。     

对我国商业贿赂刑事政策的思考

商业贿赂在我国泛滥的原因复杂，既有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经验不足，也有在旧观念影响下的道德扭曲。商业贿赂刑事政策包括商业贿赂刑事立法政策和商业贿赂刑事司法与执行政策。我国没有定期发布刑事政策的惯例，对于二者，我国有关规定是分散而具体的。为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猖獗的势头，在商业贿赂应然刑事政策选择上，我们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和对商业贿赂犯罪“从严惩处”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论商业贿赂罪中的回扣

《刑法修正案（六）》中针对商业贿赂罪刑法条文所作的修订，为商业贿赂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但由于商业贿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智识的有限性，刑事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商业贿赂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所有问题都予以明确详尽的规定。本文拟对商业贿赂罪中有关回扣认定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商业贿赂罪中回扣的认定提供一些帮助。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

商业贿赂犯罪是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商业领域中愈演愈烈，已经泛滥成灾。在很多行业中形成了潜规则。如何维护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何确定对商业贿赂犯罪防治的刑事法网？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探讨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与现实选择。     

略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完善

商业贿赂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加了交易成本,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乃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呈现出范围更广、手段更多、隐蔽性更强等特点。现行法律对于商业贿赂的范围、罪名体系、罪状及刑罚处罚的规定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其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设置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取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目的限制,及时扩大商业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完善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处罚等。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若干问题

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渗透到商业交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治理商业贿赂应当说有法可依,但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立法相对滞后,商业贿赂犯罪在司法中认定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衔接机制不完善;商业贿赂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易把握.治理商业贿赂必须把握好政策界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认真贯彻惩防体系要求.     

商业贿赂犯罪程序法适用：实践操作的障碍与解决问题的思路

解决商业贿赂犯罪管辖缺位与越位问题,应当建立商业贿赂犯罪管辖整合与连动机制。以现行信息平台为基础而建立的商业贿赂双向移送机制,不仅包括行政案件向刑事司法程序流转,还包括从刑事司法向行政执法的转化。在商业贿赂犯罪直接证据奇缺的情况下,形成间接证据逻辑链条同样具有强大的证明力。权威的证据规则能够保证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效率,必须强化对证据固定的要求,注重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六）》对赃物犯罪规定的完善

为维护刑事司法的正常活动秩序,更有效地打击赃物犯罪,《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中有关赃物犯罪的规定作了修改。为了贯彻和执行新的规定,有必要对修改的部分进行认真思考,以作出符合立法精神的法理解释,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行贿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进展与趋势——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的解释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较大修正,不仅严密了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而且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是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规制的一次飞跃。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对行贿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效果究竟如何,仍然依赖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强力推进、刑事政策的正确引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因此,面对行贿犯罪之猖獗顽固,刑法规制需更加从容理性,方能收到标本兼治之效,从而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这一社会积弊。     

高校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刑事对策

高校商业贿赂犯罪具有发案部位相对集中、手段多样而隐蔽、主体特定而广泛、"窝案"和"串案"多发、社会危害性严重等特点。高校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高校商业活动剧增为高校商业贿赂提供了机会、相关制度不健全、惩处不力、教育不到位等,也有思想原因以及侥幸心理、攀比心理等自身原因。从刑事对策方面看,要有效地防治高校商业贿赂犯罪,对于高校商业贿赂犯罪分子,就必须采取深入挖掘、及时打击、严厉惩处、双向处罚等措施。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体系的完善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研究来看,现行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已非常完善,只是未把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的行贿犯罪纳入刑法体系,而这是一种政策层面的价值取舍,并不需要专门设置商业贿赂罪这一罪名,也并不需要专设商业贿赂犯罪一节,只需在未来经济发展成熟时,将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行贿犯罪纳入商业受贿犯罪体系即可.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点质疑与立法建议

修改后的新刑法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专列一节“单位犯罪”，这就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确认了“单位犯罪”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正式的、统一的法律用语。然而通过新刑法施行一年来的情况看，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犯罪的原则规定和具体理解仍存在争议，而认识上的分歧必然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单位犯罪的有力打击。笔者就以下几个争议问题提出质疑，以求达成共识。一单位犯罪的主体中是否包括私营企业？根据新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明确规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大家对“企业的范畴”的理解并不一…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