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探析——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解读

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是近年来人们争议颇多的话题.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第3条明确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购买的,不影响其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惩罚性赔偿.随着规定的出台,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出现了主张“全民打假”的思潮,认为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可以遏制当前我国假冒伪劣商品的乱象.但是,“全民打假”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陷入了通过群众性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历史惯性思维.知假买假行为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该《规定》第3条只是例外规定.     

试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几点修改——王海打假引发的法律思考

前一段时间,“王海打假行动”受到传媒及公众的瞩目.王海打假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是应予以肯定的,并且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但也有人提出王海打假虽然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精神,但其知假买假、索取双倍赔偿的行为也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某些具体规定.《试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几点修改》一文试就此观点作一分析,同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试图为“王海们”的打假行为找到法律上的依据,用法律来调动消费者打假的积极性.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批判

1993年制定的“消法“已到了该修改的时候了!仅以是否自己花钱购买商品或服务作为消费者的唯一标准,仅以传统商业服务业中的流通商品作为是否“商品“的衡量标尺,显示了法律的滞后.各地医患纠纷、房地产、旅游及公用服务事业领域的纠纷,让人们去反思一个问题,<消法>能真正保护消费者吗?到底谁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法律尴尬让我们如何应对?加入WTO后,中国的消费者维权运动该走向何方?……     

也谈知假买假索赔的“王海现象”

正在向市民征求意见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不予“知假打假”者消费者待遇。本文从“王海”现象深入其核心,从法律方面阐述支持“知假打假”的合理性,为立法活动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关于打假的几点思考

关于打假的几点思考●励进潘佟王海知假买假、双倍索赔的行为，经过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已家喻户晓。广大消费者拍手称快。王海打假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似乎已得到社会的认可。但以下一则关于“敬烟赖帐”的报道，却引起了笔者对“以假打假”现象的关注，由此也联想到了王海...     

论“知假买假”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克服

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知假买假”现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惩罚性赔偿时其是否适用,包括是否赋予“知假买假”者以消费者地位,其打假行为是否具有价值正当性的争论之中.但是,忽视这种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险,必然怠于反思正当的规制路径.本文认为,应当以剖析假冒伪劣产品存续的时空条件为基础,确定政府、“知假买假”者和消费者在制假售假社会防治网络中的合理地位,以实现社会风险防控和契约精神捍卫的共同目标.     

“二海之讼”的思考

大名鼎鼎的“打假英雄”王海最近在南京又遇到了麻烦。他状告小有名气的某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庭庭长李春海侵犯名誉权一案，被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判决败诉。案件的起因是李春海接受南京《服务导报》记者采访时，称王海的打假行为是“知假购假，购假索赔”，“目的是赚钱开公司”，王海是“假冒消费者”，故不能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王海认为，李春海在没有任何证据与依据的情况下，擅自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宣称他是“假冒消费者”，严重诋毁了他的声誉，给其带来极大的心理痛苦，请求法院判令李春海在《服务导报》头版刊发道歉声明，为其…     

“知假买假”的理论阐释与法律适用

在借鉴赌博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根据“知假买假”者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可以将其区分为消费者与非消费者.前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但并不意味着其一定能获得惩罚性赔偿;后者应适用合同规范与行政奖励制度,逐步实现从职业打假人转变为职业举报人.《民通意见》第68条存在将“欺诈”混淆为“欺诈行为”之嫌,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法》第55条适用的理论争议与裁判不一,也使得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与司法解释之间产生了龃龉.但即便将《消法》第55条所称的“欺诈行为”限于经营者单方行为,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仍然需要以经营者存在瑕疵担保责任为基础.“知假买假”获赔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可分为基础性规范、构成性规范与判断性规范三种类型,不同规范在“知假买假”获赔中起着不同作用.     

“知假买假”是否应予双倍赔偿

最近，传媒不断报道自称“刁民”的“打假英雄”王海“运气不佳”，在其“知假买假”后，由于与商家协商双倍返还不成，于是，鸣冤叫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判令商家双倍返还其损失。而法院审理后，均判决驳回王海要求商家双倍赔偿的请求，仅判令商家返还购物款。对此，社会议论纷纷，消费者很多不理解，也有一些传媒载文指责法院判决不公，认为法院的判决变相纵容和支持商家售假。其实，人民法院对于王海们“知假买假”的所谓“打假行为”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其“双倍返还”的请求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我国《…     

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评析

知假买假行为使用惩罚性赔偿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立法目的、消费者的认定、欺诈、打假的社会功能等四个方面。由于《消法》立法目的不明确,无法作为立论依据;由于举证难,无法否认知假买假行为为生活消费需要、事先知假,应该认定知假买假者为消费者、销售者存在欺诈,因而可以适用惩罚性规则;从社会功能上看,知假买假客观上净化了社会环境,提高了社会福利,因而法律应该确立这种行为。     

打假现象的深层次分析

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传统方式是通过工商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进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后，“加倍赔偿”条款引发了“知假买假”这种“职业打假行为”。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对此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     

知假买假者不能依法获得双倍赔偿 兼论主观恶意与良性效果冲突的法律选择

公平交易权，是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消法）第４９条对经营者的商业欺诈行为规定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实践证明具有较强的惩戒功能。但是由于缺乏对消费者获赔的主观方面明确规定，法理和司法实践中对知假买假者能否获赔，成为赔偿对象观点做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获赔的构成要件为购买行为和经营者欺诈行为两个要素，知假买假者具有获得赔偿权，成为赔偿对象。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获赔的构成要件有三，即购买行为、经营者欺诈行为和购买者无主观恶意，知假买假行为人不是“消费者”，不…     

谈法官的豁免权——王海诉李春海一案的悖论

前不久,南京新闻媒体热炒了一起名誉侵权诉讼案件:原告是自称“刁民”的全国打假第一人王海,被告则是全国首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庭的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庭庭长李春海法官。本案起因是:南京某报在今年3月15日头版刊登了题为《“红脸”法官李春海》的专访。该专访中,李春海对王海知假买假行为及王海行为     

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之分析

知假买假的现象自1995牟“王海打假事件”出现以来已有16年了,但对于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于惩罚性赔偿,学术界、司法界仍然没有定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对相关概念界定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知假买假行为的处理态度由支持转向否定,以至于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遭到严重质疑。本文对《消法》49条中的关键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认定知假买假者为消费者,应该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     

浅析新《专利法》第63条第2款

我国2000年8月25日新修订<专利法>对原1992年<专利法>第62条进行了部分修正,将原<专利法>第62条第2项作出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规定修订为新<专利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试对该规定加以释评,以求教于大方.……     

职业打假红火缘于司法资源壁垒

职业打假越来越火,应当是必然。自从有了消法,就有了打假这个职业,从"职业打假第一人开始",虽然饱受争议,却不妨碍这个职业的壮大。而新消法生效后,假货索赔从"假一赔三"提高到"假一赔十",客观来说赋予了消费者更充足用以博弈的司法筹码,无疑使得职业打假能够获取更大的索赔利益。客观来说,职业打假的目的与消费者维权的目的不尽一致,但是他们通过购假参与诉讼,行为的前提事实上是建立在消费关系的基础上,所运用的法律依据与诉讼程序与普通的消费维权是一样的,换言     

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名——论知假买假索赔行为不受《消法》保护,兼与有关论者商榷

最近，围绕《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一些媒体和学者，就“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是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依照《消法》相关规定，知假买假索赔行为不是“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的行为，因而不受《消法》保护。这本来是明白无疑的道理。但是，有的论者却将它等同于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的行为，强行列入《消法》的保护范围。《为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正名》一文（原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８日一版，以下简称“为文”），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乍看“为文”，理…     

“千万巨贪”被判无罪

该案是一起贪污案件。青海省××州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在新注册二建公司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增加27．5％的个人股份非法占有，价值达人民币1038．6143万元。辩护人以股份在没有以利润形式分配到行为人手里时，不能作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为突破口，着重在犯罪构成理论上论述被告人许××客观上没有将公共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法律特征，不够成贪污罪，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判决被告人许××无罪。     

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不应称为“被羁押”

实践中，有的刑事判决书在反映被告人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的情况时，常常这样表述：“被告人×××于2001年×月×日因本案被羁押，×月×日被刑事拘留，×月×日被逮捕……”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侦查阶段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侦查机关将其抓获或对其进行留置调查的法律状态能否称之为“羁押”。     

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名——论知假买假索赔行为不受《消法》保护，兼与有关论者商榷

最近，围绕《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一些媒体和学者，就“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是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依照《消法》相关规定，知假买假索赔行为不是“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的行为，因而不受《消法》保护。这本来是明白无疑的道理。但是，有的论者却将它等同于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的行为，强行列入《消法》的保护范围。《为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正名》一文(原载《法制日报》2002年7月18日一版，以下简称“为文”)，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