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及其入宪的意义

2004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人权入宪"是我国法治发展和宪政制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在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还没有对诉权的明确规     

基本权利的宪法位置研究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各国宪法典集中安排基本权利条款的位置有所不同。以立宪主义立场观之,基本权利的宪法位置宜排在国家制度及国策、国家机构、基本义务之前,以凸显国家权力源于且服务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观念和权利本位的法治精神。     

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论纲

现代世界各国宪法中均写入了大量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为了使这些条款真正得以落实,现代西方国家往往在宪法中确立了包括分权、宪法解释的原则、宪法权利的直接适用性、违宪审查方式等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     

宪法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冲突

理论上,宪法基本权利冲突的客观性源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权利边界的交错性,但基本权利冲突并不是泛化的,需要受到三种限制。实践中,基本权利冲突的产生是宪法基本权利效力进入"私法"领域并引起宪法诉讼格局变化的结果。宪法诉讼中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进路分为"判断"与"选择"两步,学者在关注后者的同时也应对前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保障抑或限制:美、德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及其启示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受到立宪国家的普遍关照.美国注重发挥宪法解释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从平等保护条款中释出了迁徙自由,使得迁徙自由即便未被美国宪法所明文确认,亦获得了宪法层面的保障;德国则主要通过宪法明文规定的方式以保障和限制迁徙自由.美国与德国的立宪实践表明,法治状态下,迁徙自由应在保障与限制之间加以实现,迁徙自由的保障离不开宪法解释,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的迁徙自由保障具有启发意义,德国经验为未来中国迁徙自由的入宪提供了思路.中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全面保障须仰赖于"释宪"的启动与"入宪"的实现.     

以人为本与宪政中国

“以人为本”作为日常生活语言何以可能成为法律语言,进而体现在宪法文本中?从比较法的视野考察,上述问题并不具有独特性,西方宪政话语中的“人的尊严”范畴早就已经完成了从日常语言到宪法文本条款的变迁过程。通过探讨西方宪政历史中“人的尊严”条款入宪的过程及其法律涵义,可以理解我国当下宪政话语中的“以人为本”的可能意蕴。     

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问题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宪法规范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应包括财产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1982年宪法对于私有财产保护显得不足。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稿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条款,这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是一大历史的进步,但是该条款没有把私有财产列入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在征用补偿原则和程序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这需要在今后加以完善。     

论基于公民住房权的住房政策架构

住房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基本人权所需。以保障公民住房权作为国家住房政策的制定依据,既是履行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国家住房政策效力、避免住房政策出现偏误或波动的可靠法则。住房政策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福利政策。我国住房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当前住房政策只看到了住房的商品属性而忽略了住房的社会权利属性造成的。重建住房政策的公民住房权之基础,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也有助于解决我国住房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依宪治国:宪法信仰的多维培植

正依宪治国:从宪法信仰奠基依宪治国与宪法信仰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宪法信仰是依宪治国的前提和基础。要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建立起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如果没有宪法信仰,宪法无法发挥应有的权威治理作用,依宪治国乃至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据此,依宪治国必须从培植宪法信仰入手:     

纪念五四宪法颁布六十周年与人权入宪十周年暨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会综述

由中央党校政法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纪念五四宪法颁布六十周年与人权入宪十周年暨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会"近日在中央党校召开。来自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8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以及多个地方党校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就五四宪法的特点、五四宪法颁布的历史意义、人权入宪的价值、人权的法制保障等重     

和谐指向下的人权入宪之解析

人权入宪更多的是针对国家而言,辨析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人权入宪对以往存在的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清扫,是将“以人为本”法治化的一种表达.人权入宪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及任务进行总体布局与深度考量,将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彰显.在国家价值观上树立了一个可以与最大范围内的世界各国进行协商、对话和交流的概念性平台,使得中国加入各种人权国际公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在和谐世界的创造与本国人权保护之间,寻找着内在合力的关联.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正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用一句话说,是指由人民选举并委托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政治体制。具体说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职能和运作的原则和机制,同时也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概括为四项具体制度:第一,权力属民制度。这就是宪法规定     

依宪治国需要发挥宪法的潜能

<正>一"依宪治国"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时明确提出的一个口号,具有厚重的内涵与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如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实行"依宪治国",目前我们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在实践上也还没有找到切实的抓手,已经有的也只是两个举措:一个是国家宪法日;另一个就是宪法宣誓。应该说,这两项举措对于树立宪法权威、推进依     

人大是“机关”而非“机构”

"机"构与"机关"是公文写作中的两个常用词,意思相近,但是有时差别又很大,即使是专业人士有时也会用错,譬如在一篇题为《我们期待怎样的人大代表》的文章中,作者写到:"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个全国人大代表都是这一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灵魂"。在这两句话中,"机构"都应该且必须写作"机关"。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用的是"机关"。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中,"机构"与"机关"有较大的"机     

我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体会

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法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机关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条例、实施细则、施行办法、规定、通则等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性文件.它具有三个特点,即从属性、地方性和实施性.从属性是讲地方性法规在我国法的体系中的地位.地法性法规不得违犯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它服从于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受制于国家立法机关,是一种从属性法律性文件.地方性是就其内容和效力范围而言的.地方性法规在内     

新中国四部宪法中经济类条款的比较分析

就宪法中是否应该规定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问题,学界持肯定与否定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在我国,自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开始,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类条款开始被明确写入宪法。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四部宪法承袭了这一传统,它们均对各自所属时期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做了如实的反映。虽数量不同,内容有异,但透过经济类条文在四部宪法文本中的变迁历程,我们能够管窥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党的领导入宪及党依宪执政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实践中党的执政建设紧密相连。《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确立了在宪法序言中以历史叙事论证党执政合法性的模式;七五和七八宪法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党代替一切的简单化宪法规定;现行八二宪法通过五次修改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建设的实践,在充实和完善党的领导的相关宪法内容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党的领导直接入宪具有确认党的领导权威和保障党的领导实现的宪法规范意义,而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党自身建设法治化和党依宪、依法治理国家来实现。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     

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一种价值维护机制

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价值维护机制。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算法产生了类似法律的规制作用，这种规制作用加深了政府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程度，同时让大型公司和平台成为了事实上的社会性权力。然而，算法自身的规制功能和法律层面的监督无法克服公权力和社会性权力运行中产生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宪法层面的监督。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要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以特定问题调查权和合宪性问题专项报告机制为制度依托，实现宪法监督从针对文本的合宪性审查到全方位监督的转变。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宪政价值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是公众参与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民主理论出发,强化公众在行政决策中的参与机制,对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具有有利于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政治、有利于平衡与整合社会公众的不同利益、有利于公民教育和法治意识的提升和实现具体决策的科学化的重要价值。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实施需要制度上的配合,专门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法律在内容框架上,应当主要解决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效力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