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陈述制度之管见

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存在于民事诉讼领域,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当事人陈述性质混同、二律背反等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相脱节问题突出。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听取当事人和询问当事人制度,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多元化的措施,逐步完善我国的当事人陈述制度。     

当事人陈述制度之反思与重构——以我国民诉证据立法为视角

当事人陈述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种类,但是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影响了对该证据的正确运用与认定,同时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在分析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基础上,对大陆法系的询问当事人制度进行了一般考察,最后阐述了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纰漏的原因并对其完善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论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不能全面概括司法实践中起证明作用的材料,建议立法补充相应的证据种类。刑事诉讼讼规定的各种子证据的归类和排序存在缺乏逻辑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应当进行调整。     

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现实性浅析

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上首次对行政执法证据司法化予以肯定,但是行政执法证据如何向刑事司法证据合理转化,转化后司法机关如何使用,以及证明效力的延续性等我国法律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章分析了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证据转化的种类、方法、规则等,并提出对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的证据转化制度。     

证据展示规则探析

证据展示规则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司法实践。其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文章在考察两大法系国家证据展示规则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法院系统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庭前证据交换”问题进行探讨。     

论我国证据种类之重构

在借鉴前苏联相关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我国现行证据种类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应以证据信息说为基础,以证据载体之不同作为证据种类划分的标准,将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对其他证据作“降格处理”。将人证分为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两个基本类型,将物证分为实体物证和书证两个基本类型,而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归入物证中的书证范畴,以此构建新的证据种类系统。     

论刑事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兼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

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既可作为弹劾证据也可作为实质证据使用。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美国法严格限制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作为实质证据使用,并为其作为弹劾证据使用设立详细的规则。我国《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适用有所涉及,但仅限实质性用途。实践中,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通常是在主询问中以先前不一致陈述弹劾己方证人和法官更容易采信先前不一致陈述。我国应借鉴域外经验从先前不一致陈述弹劾和实质用途两方面来构建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规则。     

论清代刑事案件裁判事实的获得路径——以巴县衙门司法档案为基础的分析

清代立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当事人及证人陈述为依据,而有罪事实的认定则还应有被告人对犯罪行为的承认及证据证明,司法理论更加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司法实践表明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与立法及司法理论大体一致,但这种一致性更可能是表面现象.     

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鉴真

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电子证据成为法定证据种类,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何使用电子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分析电子证据鉴真的美国经验,从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电子证据鉴真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探讨,对于我国相关规则的建立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证人证言排除的刑事司法实务观察

现阶段我国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的概念尚不清晰，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理解各异。 选取当事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作为切入点，并聚焦证人证言类证据为研究对象，经数据收集和分析后发现：实务中的证言排除情形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覆盖比较全面，法官审查时体现出司法能动性，行使裁量权的幅度较大，形成了证据排除实践的丰富样态。同时，制度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庭前解决争议比例小、对证据排除效果的评价标准待商榷、因非法证据概念模糊造成的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应立足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目标，明确裁判思路和裁量尺度，推进制度开展。     

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作为我国民事证据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证据交换,促使当事人在一审庭审前将全部证据向法院提供,以便法院整理双方争议焦点,从而固定双方争议焦点和证据,保障开庭审理的顺利进行,提高庭审效率。但由于《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规定的较为原则,在审判实践中仍存在问题。文章主要针对我国证据交换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刑事证据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的规定,围绕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诉讼法学界曾对刑事证据概念的内涵作过诸多阐述,但很少对其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进行过论证。有鉴于此,本文从立法、逻辑的角度并结合司法实践全面阐述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存在的不合理性。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主持者的角度为切入点

证据开示制度在西方尤其是强调当事人对抗制的英美法系确立已久。证据开示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允许辩护方查阅或获得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当前,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我国引进该项制度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具体如何设置仍存在分歧。从理论角度来看,由法官助理作为证据开示主持者之后,其他问题如证据的开示时间、范围、地点以及违反开示的责任承担的裁判者都能得到恰当解决。     

瑕疵证据补正及合理解释问题初探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正都作了明确规定，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欣喜之余不免产生担心：瑕疵证据的过度补正会冲击非法证据的正当排除。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就存在对瑕疵证据的补正，不过由于法律没有规定，不免具有随意性。考虑到美国也存在瑕疵证据，只不过通过预审等程序予以转化，因此可以为我国的瑕疵证据补正和合理解释构建提供借鉴，以防止瑕疵证据的过度补正。     

测谎结论成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之证成

测谎结论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已实质性地发挥证据的作用,但学界对其证据能力的争议依然存在。实际上,这种争议在纯理论上是完全不必要的,无论从纯证据理论角度或民事诉讼运行特点,还是从我国诉讼环境进行考察,引入测谎结论作为证据是非常有益的,相关的制度不足可通过建立证据规则进行完善。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权力。司法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存在诸多问题，应注重提升司法人员证据意识，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以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权益。     

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法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一些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具有特殊效果。但在我国,不论是从刑事实体法,还是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诱惑侦查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的严重冲突。那么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又当如何采信,通过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认为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在采证诱惑侦查所取的证据材料时,应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限制性肯定;同时尽快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论证据失权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中随时提出主义的证据提出方式已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病,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中没有建立证据失权制度。建立证据失权制度是由诉讼程序的不可逆性决定的,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建立证据失权制度关键在于合理划定证据失权的临界点;超过期限的,若无正当理由将失去效力,法院不予采纳;同时,还要强化当事人收集、获取、保全证据的能力。     

对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的思考

根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我国对刑事取证主体的资格有严格要求,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非法定资格的主体所调查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我国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受到传统诉讼观念、现行诉讼制度及侦查权模式的深刻影响,目前扬弃该理论难有现实可能性.然而,对于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造成了的悖论与危害应当予以重视.